绛州 澄泥砚，和端砚、歙砚、洮砚齐名，并称中国四大名砚，是山西新绛汉族传统手工艺术珍品。中华民族五千年黄河文明的艺术结晶。它的制作工艺可追溯到汉、兴于唐而盛于宋，明代达至炉火纯青。从中唐起，历代皆为贡品。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失传，中断了300余年。

1986年，山西新绛县版画艺术家蔺永茂与其子蔺涛开始着手开发挖掘绛州澄泥砚的制作工艺，数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精心研制，终于使失传数百年的民族瑰宝重放光彩。蔺氏父子生产的绛州澄泥砚由于“烧造最好”，荣获数十项国际国内大奖，其精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父子二人也双双被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2006年，“绛州澄泥砚”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成为中国砚台行业唯一的中国驰名商标

绛州澄泥砚源于秦汉，盛兴于唐宋，是与端、歙、洮齐名的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盛唐时期，由于绛州占据着重要地理位置，是去首都长安（西安）的重要水旱码头，各路官宦商贾、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云集绛州，更进一步促进了绛州经济文化的发展。绛州先民前承秦砖汉瓦的澄泥工艺，改进陶砚的制作技法，使澄泥砚的生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峰。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研》一文中指出：“蓄砚以青州为第一名，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贾氏谈录》（南唐杨洎著，收入《永乐大典》）“绛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逾年而后取，泥沙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砚》中记载：“绛人囊泥汾水中，陶为砚水不涸。”宋翰林学士苏易简著的《文房四谱》卷三中记：“作澄泥砚法，以瑾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於瓮器内，然后别一瓮贮清水，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干，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者者，以物击之令到坚，以竹刀刻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干，然后以利刀手刻削，如法日曝干，空间垛以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复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不亚于石者”。

唐宋之后，由于石质砚的大量开采制作，对澄泥砚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作为当时的书写工具之一，澄泥砚的生产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优势，在扩大发展。元代山东柘沟河沿岸，河南虢州和河北滹沱河一带都开始生产。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优势，澄泥砚的制作也更趋精细，随型砚愈多样。明代，随着石砚的大量开采，以及铜砚、瓷砚、铁砚、漆砂砚，木砚等的出现，澄泥砚由于其制作技艺的复杂已显处下风，新绛的澄泥砚尚无发现相关的文字记载。到了清朝，澄泥砚的制作几乎没有成功的佳作，据有关资料记述（尚待进一步考评）乾隆皇帝在钦《西清砚谱》载入的二百余方砚中，澄泥砚占51方，其中铭文中有绛州字意的御铭就有11方（我们查证，仅供参考）。如唐八棱澄泥砚铭：“汾水澄泥绛县制，贾氏谈録详记事，建武庚子分明识，海马飞鱼出波际。佐我文房之五艺，挥毫祇欲书亥宇。”在砚说中称其砚：“土质细润，坚为玉石，其为汾绛旧物无疑。”又御制宋澄泥石函砚铭：“绛州泥，谁为澄，端溪石，谁为形；泥而石所点料，石而泥非所较；一而二二而一，水为入墨为出；背画井思复古也，而磨凹不可补也，经世修身宣思何以自处也。”可见乾隆皇帝对绛州澄泥砚的宠爱。

综上所述，澄泥砚的生产到了明清之际，一直在艰难的维系着其生存，而绛州澄泥砚生产几近失传。民国十七年修定的《新绛县志》中记载：“按绛州出澄泥砚，《山西通志》及《绛州旧志》均载记之，可知澄泥砚确为绛州所出。唯在今日，无制之者，盖其法早已失传矣。”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绛县工艺美术厂曾探索恢复澄泥砚生产工艺，但由于成品率极低，成本过高，市场销路不好，不久便停止生产。1986年以来，新绛县博物馆业务馆长、文博副研究员蔺永茂与其子蔺涛成立“山西省新绛县绛州澄泥砚研制所”，多方搜集资料，精心钻研，终于使四大名砚之一的绛州澄泥砚重现人间，又绽新蕾。1997年，有民间制陶艺人王学仁及其子王云鸿成立“绛艺苑砚社”，开始了“绛艺苑”澄泥砚的生产制作。继而有年轻制陶艺人阎鹏成立“绛源斋砚社”，进行澄泥砚的研制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