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执信，字伸符，号秋谷，亦号无想道人，晚号饴山老人。生于康熙元年（公元 1662 年）十月二十一日，死于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生共活了八十三岁。他的家乡是青州府益都县颜神镇，到雍正十二年改为博山县，就是今天的淄博市博山区。先生是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是孝妇河畔的三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

家世

赵执信的远祖，据说是宋室贵族，北宋靖康（公元 1126 年）之难避居山东蒙阴。明朝初年他的始祖赵平由蒙阴迁居到颜神镇。二世祖赵彦名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赵廷杰，后人聚居在颜神镇的城南，称为南赵，小儿子赵廷毅，后人聚居在颜神镇的城北，称为北赵。自始祖赵平传到赵执信这一代正是第十二代，从支系上看赵执信是属于北赵的传人。

赵执信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父赵振业是明天启乙丑进士，曾官居监察御史。进入清朝后，曾作过山西、江南两布政参议。叔祖赵进美，是明崇祯庚辰进士，进入清朝后，官职为福建按察使。祖父赵双美是个拔贡生。父亲赵作肱是个增生。他的岳父是内秘书院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孙廷铨的大儿子孙宝仍，其官职为光禄寺主事。他的岳母是刑部尚书王渔洋的从妹，也就是说赵执信既是孙廷铨的孙女女婿，又是王渔洋的外甥女婿。

童年

赵执信自幼受到书香门第的熏陶，少有才名。九岁提笔能文，号神童，曾以奇语惊其长老。内秘书院大学士孙廷铨回乡探亲到赵府，见到一谈吐超凡，聪明过人的少儿，他，就是赵执信。大学士孙廷铨非常喜欢他，召他到身边问其会不会作诗，执信毫不谦虚的说： " 能吟会作 " 。于是大学士孙廷铨命其作《海棠赋》，执信现场发挥，诗文很快即成，看罢诗文，孙廷铨非常敬佩的说： " 执信远大器也 " 。当即将赵执信招为孙婿。

入仕

赵执信十四岁考中秀才，十七岁考中举人，十八岁考中进士，被选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当时以博学鸿词科选入翰林院的名士：毛奇龄比他大三十九岁，陈维崧比他大三十七岁，朱彝尊比他大三十三岁。这些文坛上的长辈，都非常赏识这位青年作家的才华，并与他结为忘年交。一代诗宗王渔洋也心折其才，也想把他罗致门下。进入翰林院后，他二十三岁就担任了山西乡试正考官；二十五岁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右春坊和右赞善均为正五品官职），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七年的时间，升到这样的职位，不算不快。但是当时的封建统治集团是互相倾轧的，是妒贤忌能的，而这位新踏上仕途的青年，并不了解封建统治集团内官场的风险，他憎恨官场上的黑暗、肮脏，不仅不善于趋炎附势，逢迎巴结，反而恃才傲物，目中无人。黄叔琳在《赵执信墓表》里也说： " 朝贵皆愿纳交，而先生性傲岸，耻有所依附，落落如也。故才益著，望益高，忌者亦益多。 " 这样，在后来的暴露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派系斗争中，他就必然成了被打击、排陷的主要对象。

居官

康熙二十五年（公元 1686 年）赵执信升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右春坊右赞善为正五品官），《元》 《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当时，康熙皇帝下旨选拔五十余进入翰林院纂修《明史》，参选者都是有识之士，入选者更是绩学雄文，赵执信即是其中之一。在《大清会典》分工纂写时，许多有识之士都婉言谢绝，不敢担负其重任，赵执信阅国书、查档案，精心编纂，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康熙皇帝的高度赞扬，同时，也使同行们从内心里感到赵执信确实少有才华。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至二十八年（公元 1689 年），赵执信在这期间创作的诗集定名为《闲斋集》，收集的诗歌有四十六首。其中的五言古诗《赠李生》通过对李生的临别赠言表达了作者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对未来政治风波的预感。五言律诗《蝉》，他描述了蝉的生活的清苦，孤寂和环境的险恶，作者写 " 蝉 " 实际上是在写自己。

罢官

康熙二十八年（公元 1689 年）这年赵执信二十八岁，发生了《长生殿》案件。这年八月中旬，执信受好友洪升的邀请，观演了《长生殿》传奇。此时正是康熙佟皇后国丧期间，事后被对赵执信有很大意见的给事中黄六鸿上告，以 " 国恤张乐大不敬 " 的罪名，请皇帝治罪。执信面临不测之罪，不顾个人安危，到考功处声明：说“赵某当座，他人无与”。赵执信被罢官除名。执信不向封建统治集团低头屈服，而是宁愿自己受处分，也不出卖朋友，这种骨气是难能可贵的。他被罢官后，有《出都》诗一首： " 事往浑如梦，忧来岂有端，罢官怜酒失，去国觉天寒，北阙烟中远，西山马首宽，十年一挥手，今日别长安 " 。这首五言律诗，是康熙二十八年初冬作者被削职除名后离开北京回家时写的。开头两句写了削职后沉重的忧闷心情；其次两句写了削职的原因和出都的时间，最后四句写了离开北京时的情景。《长生殿》案件发生后，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首诗： " 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 。这首诗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赵执信才华的高度赞扬和对他不幸遭遇的惋惜。赵执信自十八岁做官到二十八岁被削职为民正好为官十年。

东游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 1693 年）秋，先生第一次出游观海，但行至掖县沙河店，就兴尽而返。康熙三十四年（公元 695 年）秋，他第二次出游观海，到达了福山、蓬莱等地。先生东游观海不是为了求仙而是为了开阔心胸，排散郁闷，访友拜贤。这次东游观海他去过郑玄的家乡郑公乡，还登上秦始皇勒文的芝罘岛；还凭吊了登州的东坡祠；还探赏了海边的田横寨，在这期间，他创作的诗歌有八十二首，都收入到了他的《观海集》中。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东向言怀》、《蓬莱阁望诸岛歌》等。

南游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秋，先生开始了南行广东的一次壮游。他沿运河南下，横渡黄河、长江到达杭州，然后沿钱塘江逆水而上，入鄱阳湖，到达南昌；然后沿赣江逆水而止，经过大庾岭，入北江，到达广州。最后沿东江，过岐岭于当年年底到达潮州。第二年春天，从潮州沿原路返回，于五月份回到家乡。在先生的一生中，这是他旅程最长的一次游历。这次游历，他看到了奔腾倾注的黄河，领略了烟波浩渺的长江，游览了风光秀丽的西湖，经历了屈曲艰险的赣江十八滩。在济宁他赞扬了曾在太白酒楼上 " 凭高纵饮 " 的大诗人李白，在大庾岭，他歌颂了开辟梅关路的开元名相张九龄；在潮州，他重新书写了《韩文忠庙碑》的碑文，对韩愈、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表示了衷心的钦佩，在铅山，他凭吊了辛稼轩故居，对辛的 " 慷慨词独绝，惨淡志难酬 " 的生平遭际，表示了无限同情和惋惜。这次壮游，他会见了许多友人，在淮安他见到了汉学家阎若璩；在杭州，他见到了戏剧家洪升；在广州他见到了著名诗人陈恭尹；在潮州，他见到了同年知已张克嶷。从这些友人身上他得到了安慰和鼓励。这次壮游创作的诗篇，作者把它编成《鼓木世集》，“鼓木世”两字，除含有离开浊世，“鼓木世而去”的意思之外，也说明他这次壮游经历的江、河、湖泊，要靠水上船行。《鼓木世集》共收入诗歌 233 首。

北游

赵执信在康熙四十年（公元 1701 年）至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间，曾两次北游天津，在天津先生经常到好友张鲁庵的篆水楼与友人谈古论今，聊天吟诗，宴饮作乐。这期间他创作的诗歌《海鸥小谱》、《赠仙姬》等作品多数为艳情诗，后来都被赵执信从诗集中删掉了，但在他的《诗余》里，还保留了某些痕迹。应该说，在先生的游程中，这一段是后来自己不满意的一段，也是后人无借鉴价值的一段。

西游

赵执信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至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间还到过河南的嵩山、开封、阳武等地。在河南先生去过西汉时期刘邦的功臣陈平的家乡，到过张良使力士椎击秦始皇的博浪沙。先生在怀念陈平的同时，也想起张良，要学习张良急流勇退，隐居避祸的作法。

退居

赵执信从第四次南游结束到第五次南游之前是先生家居的第二个阶段，时间约计十四年。在这期间他曾到过扬州一次，时间在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冬至四十九年（公元 1710 年）冬，先生这次家居的中心是颜神镇东面四十里外的域子庄，那里有赵氏别墅红叶山楼，这期间的作品被命名为《红叶山楼集》，收入古律杂诗七十八首，在这段家居生活中，先生还参加了某些体力劳动，他关心民事生产，对农民有着较深厚的感情。当他看到域子庄东面的淄河上没有桥梁，每到冬日水寒刺骨，行人渡水深为苦时，先生感到非常痛心，于是便伐掉自己的百年古槐，招集工匠，在淄河上搭成桥梁，免除了行人的渡水之苦。在这期间先生创作的七律《遗兴》和七绝《涉淄水感怀》描写了山林优美的自然风光和幽雅的生活环境，正好适合隐居避世。他感到乞食于封建统治集团的仕宦生活是可耻的，只有自由闲适的退隐生活才是清高的。

归隐

雍正二年（公元 1724 年）这年赵执信六十三岁，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漫游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隐居在他的别墅—因园，直到乾隆九年（公元 1744 年）先生八十三岁病逝，隐居生活二十年。这段时间他创作的作品命名为《怀旧集》和《磺庵集》。先生笃义气，重友谊，老而不衰。身在因园，他仍然时刻关心着好友的健康，存亡和生活，先生的会试同年张伯绩，因为反对一个姓黄的县令贪赃枉法，被县令罗织罪名告到了省府，张伯绩为避难投奔到赵执信的家中，先生昌着极大的风险，将张留在家里，生活全有先生供养。张伯绩避居在先生家中多年，最后病死在博山，先生为其营葬，料理后事。到他迁葬的时候，先生已经七十七岁，已是双目失明的老人，还口授儿孙为他作了申冤的墓志铭。对朋友，他是全始全终不以生死异心。常熟诗人仲是保，因为敬佩赵执信的才学，不远千里来到博山，拜先生为师。这个人长期住在博山，生活由先生供养，直到老死。死后，先生为他营葬，并且在八十二岁高龄时，将钟是保的诗作论定成集，定名为《翰村诗文集》。先生在隐居时期所创作的《怀旧集》，就是悼念生前好友的作品，人各一传，人各一诗。

除了《怀旧集》外，属于这个时期的作品还有《磺庵集》，先生《磺庵集》中的诗作，主要是利用象征手法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其中的诗作，有的象征了封建统治集团；有的象征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的象征了当时社会的残酷，有的象征了当时的社会风气，有的象征了当时无才无德、谄媚成性的庸人。这些诗作都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