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少数民族语言调查，他们相识并结合于海南岛，儿子也出生在这片热土上；为了海南黎语、回辉话、村语、附马话、那斗话的研究，他们与这个海岛结下了割舍不断的情缘，脚踪不时就会踏上琼州大地。
最近两年，由于海南有深入研究村语的需要，他们被聘为学术顾问，因此，每年来琼次数不下两回。

他们是我国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专家欧阳觉亚和郑贻青夫妇。

整整60年前，作为新中国的第一批本科生（1949-1953），从中山大学毕业后已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来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一年的欧阳觉亚，与北京大学袁家骅教授等专家一道，受到桂西壮族自治区（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邀请，参加广西壮语方言调查和“壮文”创制工作。

欧阳觉亚当时没有想到，他后来的妻子会是广西壮族姑娘，更想不到的是，两年后他会调往海南参与黎语调查和“黎文”创制，并在那里结识此生伴侣——郑贻青。

从1958年结婚迄今，欧阳觉亚和郑贻青走过了“金婚”，再过4年即将迎来“钻石婚”。陪伴他们的，是至今从未止息的语言和方言研究。这个冬天，完成校订280万字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辞典》书稿后，这对夫妇再次来到海口，记者得以继续听他们讲述在海南的往事。

从北京到海南黎族山区

“老人家，去放牛吗？”“洗衣服啊？”记得今年3月13日，84岁的欧阳觉亚和78岁的妻子郑贻青故地重游，走进昌江黎族自治县叉河镇老宏村，在村道上、小河边遇见黎族村民时，主动用黎语跟他们搭讪，一些黎胞投来了诧异的眼光。

1958年，新婚不久的欧阳觉亚夫妇和调查队部分人员到老宏村收集词汇和语料时，住了3个月。86岁的黎族妇女刘拜发还记得，当年村里来了一帮年轻人住在村里，问了很多有关黎语的事情。只是时光飞逝，50多年过去，村子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要不是欧阳觉亚重提旧事，刘拜发或许就再也想不起了。

往事听起来总是那样轻松，但欧阳觉亚夫妇当年走村串户的调查是充满艰辛，甚至是危险的，尤其是对于作为女性的郑贻青。

1956年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一工作队的“海南分队”成立，欧阳觉亚从广西被调至海南分队工作，跟随队长严学宭、副队长王均一起组织人力调查海南黎语。

这一年6月，20岁的壮族姑娘郑贻青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语言专修科毕业后，也被分配到海南分

队，调查黎语方言，工作队在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简称“语委”）的领导下工作。她担任语委研究科词汇组的组长，下乡调查虽然辛苦，却又充满乐趣，但有时也受疾病和伤痛的困扰。

1957年初，调查队在到乐东保定村学习黎语时，有一天左手的掌心莫名其妙地长出一排3颗毒疮，当地医生怎么都治不好，眼看毒素不断蔓延到左臂之上，郑贻青不得不被送到崖县（今三亚）医院，左臂打了封闭和左手用药之后，毒疮才慢慢消退。“当时医生说，如果处理不及时，是很危险的。”郑贻青回想起来，心有余悸。可是，磨难尚未结束。

1957年夏天，郑贻青等人在乐东完成当天的工作后，赶往崖城，因为没有公交车，只能搭乘自行车，由于那天暴雨过后，路面很滑，车子在下坡时硌到小石头滚下斜坡，郑贻青右肘撞到石头上，肘骨震裂，疼痛难忍。车主慌忙赶到村子里，向黎族老乡要来一碗山兰酒涂擦伤处。到崖城时天色已晚，医生已经下班，只好随便拿松节油涂擦。这不但没有减轻疼痛，反而让她感到剧痛，回到通什后才去医院治疗。

郑贻青的右肘虽然康复了，但只要碰到冰凉的物品就会感到酸麻，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而在欧阳觉亚的记忆中，苦中带乐的事情也着实不少。譬如，在老宏村调查时，有一天上午集体到石碌买粮食和副食时，蹚水就能过的小溪，下午回村时由于雨后水位暴涨，无法过去，村里的青年们闻讯给他们送来几个大葫芦，才得以泅水过“河”。

在调查各地黎语时，有时根本没有投宿的地方，如到乐东千家公社时，他们住过小学的课堂；在昌江时，还借宿过邮局，桌椅或邮局的柜台就是他们的“床”。

山区蚊虫多，夏天吃饭时，人们必须用左手不断地驱赶苍蝇，甚至有人躲进蚊帐里吃饭。

在调查黎语方言中认识的欧阳觉亚和郑贻青，1958年2月17日，除夕，在通什共结连理。

选定“罗活土语”创制“黎文”

细听欧阳夫妇的讲述，就会发现他们当年调查黎语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海南岛西南部的哈方言地区。

“的确，我们在通什时就筛选标准音点，因为哈方言讲的人最多，分布范围广，其中乐东保定村的话最好听，其他方言区的黎族同胞也这么认为。因此，在选定黎语标准音时，只有3个声调的哈方言成了首选。”欧阳觉亚说。

哈方言包括“罗活土语”、“哈炎土语”和“抱显土语”。当年欧阳觉亚等人除了调查乐东保定村的“罗活土语”之外，还调查了崖县马岭黑土村的“抱显土语”（操此种土语的黎族约有10多万人，法国传教士萨维纳曾将他们称作“南黎”）和东方中沙的“哈炎土语”。

保定土语怎么个好听和易学？欧阳觉亚举例说：“比如说‘吃饭’，发音为la ta，可以记作‘拉他’；‘我’是hou，可以记作‘后’；‘你’是mao，记作‘贸’；‘他’是na，可记作‘那’，字正腔圆，简单好记，有人说，保定话之于黎语好比是普通话中的北京话。”

基于黎语的哈方言和保定话，1957年自治州语委制定了“黎文”拼音方案，并上报国家民委，获得通过，曾印发了几千册“黎文”课本准备试验推广。

欧阳觉亚说，1957年秋季，黎文学校在通什成立，首批学生将近100人，多数都是县机关干部和小学老师。担任黎文学校教师的有黎族学者符镇南（1934-1995）和文明英（1938年生，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编辑扫盲课本的有王理辉、张儒群、唐渊等同志。

可是，随着1958年底自治州首次撤销，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搬到海口市与海南行政公署合署办公，黎文学校解散，黎文方案也不再执行，黎文课本除了少量保留外，1961年底恢复自治州时，发现多数已经丢失。

1959年春，郑贻青在海口产下一子，取名“欧阳海”。

自治州撤销，工作队也于1959年回到北京，欧阳觉亚和郑贻青整理此前的黎语调查材料，写成《黎语概况》，1963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后来又编纂了《黎语简志》。

自治州恢复后，对黎语矢志不渝的欧阳觉亚先后在1962年和1964年两次来海南岛补充调查，经过多年的努力，重新写成《黎语调查研究》，不过直到1983年才出版。

1984年，欧阳夫妇参与设计“中国语言地图”中的海南岛和黎语部分，曾到澳大利亚访问并与澳方合作，次年成图。

从1986年开始，夫妻俩以每隔一年就来海南一次的“节奏”，深入乐东、东方、白沙、保亭、琼中和三亚等黎族聚居地调查研究，1993年，他们的《黎汉词典》问世。

兼及海南其他小方言

欧阳夫妇对海南方言的调查研究不止于黎语，还兼及很多小方言。

1981年，他们去三亚调查了回辉话，在羊栏公社（今凤凰镇）住了一个月，后来郑贻青又多次单独去补充材料，最后写成《回辉话研究》一书，1997年出版。

而早在1956年开始调查黎语时，欧阳觉亚就发现了海南岛西部昌化江下游两岸的村语。1983年至1986年，他多次前往东方四更镇英显村和旦场村记音、研究，并与黎族学者符镇南一起发表论文，公开承认当地人俗称的“哥隆话”、一直以来所称的“村话”，是一门单独的语言，属侗台语族黎语支。

欧阳觉亚和符镇南在工作中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两人私交甚密。不过，当欧阳1994年来琼最后一次核对《村语研究》（1998年出版）的书稿时，符镇南已经重病在床，次年辞世。

欧阳觉亚对东方境内的附马话和那斗话等小方言也颇感兴趣和做过研究，曾与符镇南写过相关论文。

2008年，欧阳觉亚和郑贻青结婚50周年时，还跟香港城市大学的学者合作了一个项目，又到三亚羊栏调查当地的汉语方言迈话。

人物简介

欧阳觉亚

广东从化人，1930年生于广州，195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56年开始多次到海南调查少数民族方言，1976年和1983年两次到西藏中印边境一带调查门巴语和珞巴语，1980年在广西调查京语。主要负责或个人独著《黎语简志》、《京语简志》、《珞巴族语言简志》、《门巴、珞巴和僜人的语言》、《黎语调查研究》、《村语研究》、《壮语方言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广州话方言词典》、《广州话词典》、《普通话广州话的比较与学习》、《粤方言地区普通话学习手册》、《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与普通话对照词典》、《广州话俗语词典》等。

郑贻青

广西靖西人，1936年生，壮族，1956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同年参加调查黎语方言。主编《黎汉词典》，参加《黎语简志》、《黎语调查研究》、《壮语方言研究》、《中国语言地图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世界的书面语使用程度和使用方式概况·中国部分》等专著的编写。1981年以后多次调查了三亚回族的回辉话，同时对自己的家乡话——靖西壮语也作深入研究，著有《靖西壮语研究》、《回辉话研究》等。

2014年12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金婚伉俪、民族语言学家欧阳觉亚和郑贻青：一生难舍海南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