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健康的技术成就：

我国鱼类学研究早期偏重于分类学，兼及形态解剖。刘建康20 世纪40年代在伍献文指导下进行鱼类学研究也是从这些方面入手，但又不囿于此。他在研究鳝鱼呼吸器官时，用烧灼鳝鱼全部鳃条的方法，证明了鳝鱼的主要呼吸器官不是鳃，呼吸功能不是靠水里溶解的氧，而是靠口喉部上皮组织直接利用大气中的氧。接着他又揭示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并对其雌雄性别转变过程中生殖腺的组织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性别的转变在脊椎动物里绝大多数属于畸形状态，但在鳝鱼中则是正常的、规律性地由雌性变成雄性。这项研究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分化机理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有关研究论文发表后，英国《自然》杂志曾登载国外学者就此项发现的意义所作的高度评价。该学者认为刘建康的“这篇文章，为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的机理提供了新的和引人入胜的证据，并为这个主题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该学者在结论中指出脊椎动物的祖先原本是雌性先熟的雌雄同体，只是由于在进化过程中确立了一项染色体机制，才使雄性个体越来越早地、雌性个体越来越晚地由雌性转为雄性。因此今天的鳝鱼，可能仍旧保持着脊椎动物远祖的原始性别状态，值得进行更深入和更广泛的研究。日本、美国、苏联等有关研究论文和教材中都曾引用了刘的文章。刘建康还开展了斗鱼体内渗透压的调节，鲤、鲫人工杂交试验等项研究，把传统的静态的鱼类学研究逐渐延伸扩展到生态和生理实验领域。
20世纪50年代，刘建康先后到江苏五里湖、湖北梁子湖进行鱼类资源和生态调查；1957年，他又主持了长江鱼类生态的调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江苏崇明分设工作站进行采集调查和定期定点观察，前后历时三年，总结出一套系统的鱼类生态学资料，填补了我国淡水鱼类生态学的空白。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淡水鱼类生态学的最系统、最完整的集体工作和成果，所得资料成为后来论证兴建葛洲坝水利枢纽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的重要依据。
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养鱼经验，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养鱼著作《养鱼经》。进入20世纪后，科学日益发达，传统的养鱼经验有待进行科学总结，新兴的鱼类人工繁殖、生物技术等有待普及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曾有外国科学家向中国科学院询问中国池塘养鱼何以能高产，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把这个问题交给了刘建康。为此他到江苏开展实地试验，并请当地富有经验的渔工一起参加，结果亩产超过了500千克。1955年，他发表了《养鱼池单位面积产量试验》，被公认为是对中国传统养鱼方法进行科学总结的样本。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草鱼、青鱼的饲料系数，受到国内外的注意，英国学者C.F.希克林（Hickling）在其《鱼类养殖》（1962年）一书中引用了刘建康的试验数据。草鱼、青鱼、鲢和鳙是我国淡水鱼类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鱼类，习惯称为“四大家鱼”。20世纪50年代早期刘建康曾到长江宜昌江段调查家鱼产卵场的分布情况，并成功地对草鱼和鲢鱼进行了人工授精与孵化。他指导助手采用给未充分成熟的青鱼注射鱼类脑垂体激素催情的方法，使其提前产卵，为后来我国“四大家鱼”成功地进行人工繁殖提供了技术条件。
195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全国水产科技与教育会议上提出总结我国淡水养鱼经验并写成专著的倡议，得到大会支持并委托水生生物研究所主持其事。刘建康承担了“饲养鱼类的繁殖”这一章的撰写任务。1961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正式出版。1992年，《中国淡水鱼类养殖学》第三版问世，并被列入“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丛书，刘建康领衔主编，但他却谦虚地说：“这是集体成果，许多同志都参加了编写和修订工作。”
一段时期内，许多渔业生产单位片面重视发展精养鱼池，而忽视了海湾、滩涂、湖泊、水库等面积比鱼池要大得多的水域，即大水面的渔业利用。我国人均水产品占有量还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国内陆可以进行养殖的大水面有7500万亩之多。为此，刘建康多次在不同场合并通过新闻单位申述和呼吁，应该重视大水面的开发利用，促使我国渔业生产跃上一个新台阶。他的建议获中国科学院经费支持，经在湖北洪湖进行大水面综合开发示范试验，“七五”期间取得了5年内鱼产量由300万千克上升到800万千克的可喜成果。现在，大水面开发利用在全国日益受到重视，各地产业部门纷纷展开了大水面养殖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起，刘建康就开始参加东湖的淡水生物学研究。这项研究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各类水生动植物的区系、分类学研究和对浮游生物数量季节波动的观察和记录。20世纪60年代开始，刘建康组织研究室力量，进行浮游植物初级生产力和浮游动物各类群数量变动规律的研究及水生维管束植物、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定性和定量分析。20世纪70年代，刘建康明确提出，我国鱼类区系和形态学研究已有较好基础，今后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鱼类个体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和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领域。他主持“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采取了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栏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五项综合措施，使东湖的鱼产量从1971 年的180吨逐年上升，到1978年试验结束时已达801吨。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递增，其单位面积鱼产量和递增速度在国内外同类型湖泊中均属罕见。这项成果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此后，又相继主持开展“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和“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物生产力的研究”，分别获中国科学院技术改进奖二等奖（1982年）和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8年）。1979年，他提出了“人类经济活动对湖泊生态系统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国际“人与生物圈”科研项目中。20世纪80年代，又开始从富营养化角度研究东湖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生物生产力问题。刘建康关于淡水生态学的有关学术思想不仅经受了理论和实践的检验，也为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学研究确定了主攻方向，并创建了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淡水生态和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东湖湖泊生态系统实验站作为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的观测站。1989年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与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EP）联名出版的《世界湖泊环境数据书》专门介绍了东湖的工作，并指出：“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学活动，使东湖成为世界湖泊学家最熟悉的中国湖泊之一。” 刘建康所撰写的《长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在介绍浅水湖的生态学特点之后，着重论述了西方发达国家所忽视而为发展中国家所重视的渔业利用的观点和实践。该文1984年已作为《世界的生态系统》丛书第23卷中的一章由荷兰埃尔塞维（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目前，东湖生态学研究工作正以既要发展渔业，又要保护环境为宗旨，通过恢复水生植被设计合理渔业结构，以建立优化示范模式，进而为长江中下游湖泊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决策依据。
放眼我国淡水生态学研究，正方兴未艾，而溯其肇端，刘建康功不可没。

学术成果：

1944年发表的《鳝鱼的始原雌雄同体现象》一文引起国际动物学界的关注。1949年后，着重开展鱼类生态学、淡水生态学的研究工作。参加并领导湖北省梁子湖的鱼类生态调查研究，长江干流上、中、下游鱼类生态调查研究，为我国淡水鱼类的生态学提供了系统的第一手数据资料。参加和领导的武汉东湖渔业稳产、高产试验和水体生物生产力研究，与后续的东湖生态学研究，使东湖渔业生产获得高速发展，并从理论与实践上为发展中国淡水渔业与淡水生态学作出了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4年1月至1992年4月任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