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社东自然村，是皖北平原上一个极普通的小村庄，小得在县里的地图上也找不到它的名字，村小人就少，七十年代才只有50多口人，到现在连居住在外地的也不过百十口人。它原属于王市镇朱庄村，几年前行政村合并时，改名为前潘村，仍隶属于王市镇。
我记事的时候，全村只有12户人家，东院5家，西院5家，中间并排住着两家，形状极像个“凹”字。村子被一条围濠包围着，村前东西两头各有一条出路，两条出路之间还有一个团濠。村子的南边和东边，各有一条东西路和南北路，这是故乡通往外界的道路。
村子的前面是生产队的打麦场，打麦场的南面，也就是东西路的北边有一口大塘，说是大塘，实际上是一个大坡滩，我们把它叫做南洼。南洼常年蓄有积水，但水不是很深，夏天的时候，我们常常脱掉衣服拿着畚箕到水里逮鱼捉虾。水里稀稀拉拉地长满了芦苇和杂草，那芦苇是又细又小的野苇，不是人们用来编席子的又粗又高的芦苇。遇到旱天的时候，洼底干涸，会长出各种草来，是我们放羊和玩耍的好地方。如遇发水天，南洼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泽国，水面也比原来大了好几倍。
村东三百米远，还有一口大塘，我们叫东大滩。它坡坡拉拉的，极不规则，面积有三四十亩地那么大，是个处于三不管，三交界的地方，野草丛生。过去是个乱葬岗子，埋葬着一些孤魂野鬼。冬天的夜晚，有许多大雁宿在这里。可能因为这些缘故，村子里的人对这里很怵，不是大白天没人敢走这里。
村西200米远是与我村同宗同族的社西生产队，有50多户，200多口人。历史上曾和我村合并过成一个老社生产队，但不久就分为社东社西两个小队。
村子的北面是一片松林。松林不知栽于何时，每棵都有几把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树林中阴森森的，埋葬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座老坟，其中就有远近闻名的匪首朱子贤的坟墓。有几座坟墓，可能是墓主没有了后人，多年不曾添坟，黑漆漆的棺材裸露在外面，很是瘆人。我小时候，尽管玩劣，也很少涉足这里。
故乡的地势有点特别。我周围的村庄，大多是一马平川，平坦无垠，唯独我那个村庄的地势凸凹不平，像连绵起伏的丘陵。这就给村民的生产带来了不便，耕种困难不说，旱天多半庄稼被旱死，遇涝多半作物又被淹死。爷爷当生产队长时，看人少地多，低洼地也长不出好庄稼，就领导社员把低洼地全部栽上了茴草。因此故乡的茴草地占了全村土地的三分之一。这一片片茂密的茴草地是我儿时的乐园。茴草地里有各种各样的昆虫，有蚂蚱，蟋蟀，蚰蜒，蛐蟮，还有长得像蟾蜍个子却小的多的那种虫子。其中仅蚂蚱就有好几种，有长得非常粗壮的“老飞翁”，有个子细长的“老扁担”，以及身子短而粗、肚子大大的叫声很好听的蝈蝈。我和小伙伴们喜欢逮那种叫“老飞翁”的蚂蚱，逮到后用茴草把它们串起来，放在火上烤着吃。当时人们的生活都非常清苦，尤其我们这些家庭贫困的孩子，常年吃不到肉，吃着烤熟的蚂蚱像吃到一顿精美的大餐，感觉特别的好吃。
故乡最出名的名胜古迹是位于东边三里地的东城集。东城集现在看来是个普通的集镇，但它历史悠久，曾载于史册。明正德编纂的《颖州志》曾记载：“相传唐置兵府，分戍于此，筑城屯营，遂名东城（西城指王人集），南有点将台，营园子18个，西有黄巢寺，现有石砖、布瓦尚可认”。 1986年出版的《利辛县志》在关于“王市集”的条目中，也有“集南东城，唐朝曾军府戍兵城，城墙已夷平，城河尚残留”的记载。由此可见，它至少建于唐。说是名胜古迹，也名副其实。但“往事越千年”，除了几块出土的证明它沧海桑田的破砖旧瓦外，当年的一切已荡然无存。
解放后，东城集仍然残留着它昔日的辉煌。它曾几度作为人民公社和乡政府的所在地。1969年，纵贯皖北平原的徐（州）阜（阳）铁路从东城经过，并在这里设了一个车站，使沉寂多年的东城再次声名远播。1992年撤区并乡时，东城集又差点成为新乡政府的所在地。不论它是不是乡政府所在地，东城始终是个集镇，是各种商品和农副产品交易的集散地。东城集每年有两次庙会，一为正月19，一为腊月19，每次庙会都有杂技团、豫剧团前来助兴演出，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前来赶会。这些庙会，曾给家乡的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
老家南面一里多地还有一个黄巢寺。传说唐农民起义将领黄巢曾在此安营扎寨。乡民们为纪念黄巢，曾于此地建有黄巢寺，逢年过节焚香祈祷。明正德《颖州志》亦有记载。然因历代战事频繁，黄巢寺多次毁于战火。最后一次建于清乾隆年间，三间青砖细瓦正殿，庙内塑有黄巢像一尊，威风凛凛，气质非凡。然经二百余年风雨侵蚀，到1946年，黄巢寺已斑驳不堪。翌年，白崇禧部队北进中原，途经此地，庙寺毁于一旦。建国后，曾在黄巢寺旧址建立康楼农中，后改为康楼职中。每到农历九月九日，仍有不少群众从四面八方赶来祭祀黄巢。
故乡民风淳朴，有很多好的习俗，那每年一度的门板宴尤其令人难忘。生产队时期，还没有那么多的农业机械，每年的夏收夏种全靠人力操作。“三夏”过后，人能累得能脱一层皮。队里每年在三夏完毕后，都要举办一场宴会，犒劳、慰问一下村民们。那时没有那么多桌子，吃饭是在门板上进行的，所以叫做门板宴。说是宴会，酒席却很简单，到集上割几斤肉，打几斤老白干，买些黄瓜、豆角、茄子之类，再在村子的围濠里网上几条鱼，找两个利索的妇女，洗洗剁剁，放到锅里一炒，就端上桌了，全部费用也就30元左右。参加宴会的人都是村里的主要劳动力，基本上是一家一个，也有两个的。有时这家大人不在，也有小孩参加。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就让我参加过两次只有大人才有资格参加的宴会。村子小，总共才10来户人家，满打满算也就一二十个人。门板宴都是在夜晚举行，几个门板靠在一起，旁边系一个马灯，一盆盆的菜肴端上了桌子后，辛苦了一个麦季的劳力们便说说笑笑地吃开了。喝酒当然是门板宴的主要项目。年轻人向年纪大的敬酒，小辈人向老辈人敬酒。猜拳行令声不绝于耳。明爷是每年门板宴的主角（爷爷不善于饮酒，每次宴会他象征性地泯泯酒后，就退出了酒桌）。明爷是爷爷之外村里年纪最大的人，酒量也好，他自称打遍全村无敌手。年轻人当然不服气，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挑战。双方杀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最后，两败俱伤，都喝得酩酊大醉，倒在门板下边。 门板宴对联络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友谊，促进全村的和谐，起到了很大作用。
他们吃饭，多到饭场上去。每天“饭时”一到，村里的男男女女，就会三五成群，陆陆续续向饭场涌去。饭场中，不分贵贱长幼，更谈不上什么男尊女卑，你可以尝一尝我的咸菜，我可以挟一根你的萝卜干子；你可以用筷子敲敲我的粥碗，我也可以用小勺碰碰你的饭钵……嬉笑吵闹从不伤彼此的和气，亲密无间之中没有了什么忌讳。只要不乱了辈分纲常，不越了男女大防，没有人来评判是非曲直。人们除了吃饭外，还不停地谈天说地。谈话既有对文明道德的赞颂，也有对社会陋习、丑恶现象的鞭挞。谁谁刚在部队提干就抛弃了结发妻子，谁谁刚娶了媳妇就和他娘分了家，都会成为他们抨击的对象。那时的生产队干部，还经常利用饭场，召开群众会，传达上级文件和政策，安排生产队的各项工作。饭场既是宣传政策法规的阵地，也是人们交流信息、增进了解、交流情感的场所。它给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增添了许多乐趣和美妙的回忆。
故乡人善良。他们都是直肠子，不会尔虞我诈，不会欺世盗名，不会勾心斗角，不会拉帮结派。他们知恩图报，有情有义，逢年过节去你那做客或你有恩于他，准会提个母鸡或提些鸡蛋去登门感激。他们单纯地像张白纸，一言不合，他们也许会跟你吵一架，但吵完就没事，不会记仇，不会打击报复。那些恩将仇报之人，那些落井下石之人，会被乡亲们所不齿。“文革”中，一位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的乡亲受到造反派批斗，村中一年轻人以怨报德，也参加造反派组织带头贴这位乡亲的大字报并带人抄了他的家。这一做法受到乡亲们的鄙夷和痛斥并自觉疏远了他。这位年轻人成为孤家寡人，自讨没趣，最终灰溜溜地退出了造反派组织。乐于助人在这里成为一种风尚。一家有难，全村人会慷慨解囊，倾心相助；一家有喜，全村都去贺喜；一家有丧，全村进行哀悼。特别是那家遇到飞来横祸的事儿，不管主人家有没有人在家，他们都会竭尽全力，像办自己的事一样认真负责。那年村民朱林的母亲病故，而朱林弟兄俩又偏偏外出打工未回，家中仅有一个70多岁又患病在身的父亲。正值盛夏，尸体又不能存放。村民们二话没说，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购置了棺材，搭置了灵棚，请来了厨师，招待了各路前来治丧的宾朋等等，等朱林弟兄俩风尘仆仆地从外地归来，母亲的遗体已经入殓，只待出殡了。朱林弟兄俩感动得热泪盈眶，用跪拜感谢了全村父老乡亲。
故乡人对外乡人也是一副热心肠。“文革”前，正值国家贫困时期，每年都会有一些前来乞讨的外乡人。这些外乡人大多来自河南。当时生产队有两间闲置的牛屋，老家人就利用这两间牛屋收留了一些乞讨的人们，使他们有一个落脚之地。白天，这些乞讨的人们外出要饭，晚上回来住宿。逢上阴雨天，没法出去要饭，他们就用要的食物自己做饭吃。但如遇到连阴天，他们吃饭就会发生困难。为不致使这些外乡人挨饿，乡亲们这时就会给他们送饭吃。没有人号召，完全是他们自发的。雨下个三五天，他们就会送上三五天。当然，这些外乡人也会利用这个机会为乡亲们干点推磨，挑水之类的活，以作报答。有一年，有个叫张春华的河南人病了，不能外出要饭，老家人就轮流给他送饭吃，还三五块钱的捐款帮他治病。但终因病情过重，张春华最后还是不治身亡。老家人又伸出援手，兑钱买了一领箔，使他入土为安。几年后，张春华的儿子从部队复员后，专程从河南赶来致谢并把父亲的尸骨起回了老家。
故乡人虽少，但不畏强暴，敢于抗争。我们村的南边是谢庄，两个村子的地边相连。谢庄的人就常越过地界偷我们村的庄稼。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果实，村里就派劳力夜里看夜。但这不是个常法，因为村里的地不只这一块，看这块地其他地里的庄稼也要派人看护。队里本来青壮年劳力就少，也派不出那么多的人来看管，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在两个村地界的我村一侧，挖一条一米深和一米宽左右的沟渠。我村的这块地是块低洼地，这样做也起到了沥水的作用。但我们村的这一做法，遭到了谢庄人的反对，说是断了他们的风水，就把我村挖的沟填平了。我们村就不同意，又连忙把他们填平的沟挑开。谢庄的人发怒了，就来了一百多人阻止我们村挑沟。我们村的人当然也不好惹，五六十口人各执锹锨，面对数倍于我的谢庄干群，怒目圆睁，同仇敌忾，毫不示弱，大大震慑了对方，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一场大规模的械斗一触即发。幸好一位公社干部下乡路过这里，问明情况后，严厉批评了谢庄的村干部，制止了这场械斗，这条沟渠也得以保留下来。从此，我们村不畏强敌的事迹也闻名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