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仲平，男，汉族，原名柯维翰，1902年1月25日出生于广南县城小南街坡顶高。父亲柯锡光在外为官多年，并在思茅另立家室，几至音书断绝。母亲高崇乃名门闺秀，粗通诗文。祖母信佛，识文断字，儿歌、山歌知之甚多。儿时，祖母与母亲即以儿歌、山歌及民间传说作为启蒙知识传授。加之广南城附近多为壮族村寨，其耳濡目染，深受民族风情熏陶，渐能出口成歌。柯氏一家向为名门，至柯维翰出世，家道中落，仅有薄田数亩，颇难维持生计，靠磨豆腐以补家用。他六七岁时，已略知家事艰难而刻苦勤读，隔壁黄三奶因天不亮即听到朗朗读书声而戏称柯维翰为“报晓鸡”。916年，他考取省立第一中学，远离家乡赴昆明就读，开始接触《新青年》的进步思想。因才识过人、勇于任事而被选任学生自治会会长。
1919年5月中旬，北京青年开展“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传到昆明，各学校学生会负责人即组织同学积极响应，开展游行示威、街头演讲、演话剧、砸日本洋行等爱国行动。柯维翰首次创作并登台演出了话剧《劳工神圣》。不久，他就成为昆明地区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20年，省一中杨青田、柯维翰等21人秘密成立“大同社”，成为云南第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群众组织。同年2月10日，他首次创作的抒情诗《白马与宝剑》发表。
1921年冬末，柯维翰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向往民主运动的摇篮——北京，与相爱多年但尚未公开关系的女同学丁桂媛（后改名为丁月秋）自昆明出发，取道越南、香港而后抵达革命运动中心北京，寄宿于云南会馆。柯维翰自此改名柯仲平。北京当时虽经“五四”学生运动的冲击，但并不像柯仲平所想的那样，政治空气依然沉闷得使人发狂。柯仲平常单身到什刹海对天吟唱直到深夜。1924年，柯仲平考入北平政法大学法律系，但他始终未中断新诗歌的创作，写出了第一部长篇抒情诗《海夜歌声》，于1927年8月由上海光华局出版。
1925年，柯仲平在北京结识鲁迅。并得到鲁迅的热情帮助和指导，他在鲁迅家中旁若无人的高声朗诵曾吓着鲁迅的母亲，把他看作一个怪人。鲁迅却看出柯仲平有诗人气质而给予鼓励，并期望他能终身成为“孺子牛”。同年，柯仲平又结识小说家郁达夫和高长虹（“狂飙诗社”的创办人）。一次，柯仲平深夜两点才从什刹海淋着大雨回到会馆住处，以致高烧住院。郁达夫闻讯赶来，除给予解决住院费用外，还以兄长身份告诫他今后浪漫得有个边儿，不能把身体搞垮。
1926年，郭沫若、郁达夫等在上海集资创办《创造月刊》。5月，柯仲平离京赴沪被邀至创造社出版部工作。这一时期相继创作了《献给狱中的一位英雄》、《长征》等诗篇，以其烈火般的革命激情，倾诉着对黑暗势力的强烈不满和痛恨。在出版部，柯仲平与潘汉年因志趣相投，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几乎是无话不谈。此时，在出版部内的文学青年中，由于柯仲平的诗作犀利豪放，因而大家戏称其为“狂飙诗人”。“狂飙诗人”的雅号即自此叫开。8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了创造社，出版部被搜查后，柯仲平因“宣传赤化”与4名“小伙计”同时被抓入狱，后得胡愈之、叶圣陶大力帮助，被保释出狱。柯仲平出狱后，正准备找潘汉年为他寻求革命道路时，丁桂媛(已改名丁月秋)自北平来信说，已有四五个月身孕，且经友人介绍，已在陕北榆林中学谋到教书的差事，需他护送到校上课。他们到榆林后，因地方闭塞，几乎与内地声息断绝。初时，柯仲平尚能伏案写作，渐而为国家命运、个人前途而忧心，以至再无法保持平静；加之出生才两月的小漠林夭折，使他决然离开榆林。
1927年4月，他从上海徒步跋涉18日，行程千余里，抵达西安。孰料此时西北国民革命军已出潼关。柯仲平投奔无门，加之盘费殆尽，只得暂住在“鸡呜早看天”的小店。经友人介绍先后在陕西省立一中，省女子师范学校任教。离开榆林前，柯仲平曾发信到上海、北平与潘汉年等友人联系。潘汉年因到南昌革命军中没有回音，北京友人刘开渠却传来噩耗，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被奉系军阀秘密杀害。这无异是给“狂飙诗人”“愤懑”的胸中填上“炸药”，只等待着时机“引爆”。同年7月，西安市学联举办暑期讲习会，邀请柯仲平在会上作了《革命与艺术》的长篇演讲。开讲时，许多人认为蓄着满头长发，只会吟诗饮酒，不修边幅的柯仲平肚子里不会有什么好材料，以致空位很多。他并不气馁，上台后惊人的开场白，以及针砭时弊、妙趣横生的新颖见解，使听众大为倾倒。第二讲时，人们奔走相告，结伙而来，廊檐走道尽为堵塞。他手中虽有讲稿，但却不以此为序，而是即兴发挥，时而呐喊，时而低吟，听众的情绪随着他的语调起伏而波动。这位青年诗人就这样通过讲台这块阵地把革命的红色种子，播撒在古城长安的土地上。由于他非凡的才华，学生们纷纷要求学校请他任课，他原来只任省一中3个班的国文，后来又增加了第一师范两个班和女子师范1个班的国文。
1928年初，西安市亦踩着“四一二”政变的反革命鼓点大肆清党，连一些进步学生亦不放过。柯仲平自料难逃魔掌，便离校出走。途中与两个回乡的山西学生结伴而行。到了黄河渡口，他等不及渡船到来，“扑通”一声跳下滔滔黄河，奋臂向彼岸游去。
柯仲平辗转到了北平后，眼见大革命惨遭失败，痛定思痛，使他的思想境界产生了质的飞跃。从1924年仅是痛恨旧世界，憧憬新世界创作的《海夜歌声》，到1928年取材于大革命时代工农武装斗争创作的诗剧《风火山》相比较，可以看出诗人的思想境界已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创作《风火山》过程中，由于他倾注了全部激情，以至几乎进入疯癫状态。喜怒无常，昼夜颠倒，错把月亮当太阳，深夜万籁俱寂之时，他边写边弹边唱，闹得四邻哭笑不得。这段时间，由于穷得生不起炉火，完全靠炽热的情感支撑着他熬过了北平的严寒。1929年1月21日诗稿脱稿后，他又为成堆的稿子犯愁，不知哪家出版社敢于出版。
1929年，柯仲平携丁月秋到上海，在高长虹创办的“狂飙社”出版部工作。此时丁月秋又生下女儿莉莉，柯仲平为了养家活口，受聘到建设大学讲课，丁月秋则在三友实业社当缝纫工人。同年冬，柯仲平被扣以宣传赤化的罪名，再次被捕入狱，幸得友人朱静涛从中斡旋，不久即被释放出狱。1930年3月，柯仲平经潘汉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被党派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秘书兼上海总工会联合纠察队秘书。同年5月，柯仲平揣着了年余的《风火山》稿件，终于由新兴书店出版问世。同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在上海诞生后，柯仲平作为采访记者奔走于沪杭，通讯、诗歌、散文陆续化名见诸报端。同年12月初，《红旗报》为了纪念广州暴动3周年发表了《大家起来纪念广州暴动》的社论后，上海工人的组织宣传工作又落到柯仲平身上。为了筹划1932年12月11日的游行，他担任了南京路示威游行的总指挥。此时，国民党已是剑拔弩张。9日，柯仲平按时到英租界武陵旅馆商定游行事宜，发现旅馆门前已有暗探，他本可抽身返回，但考虑到先到同志的安危，便高声暗示“不要倒水，不要倒水!”柯仲平边喊边跑，急登四楼，被预伏在楼上的特务抓住，与其他先到的同志一齐被捕。被捕后，柯仲平自称系一木工，化名柯桂生。几经拷问，仍一字不变，后被判刑11个月。1931年冬，柯仲平自上海龙华监狱转到苏州反省院。1932年夏，在一次狱中会上，因一中间派记者颠倒黑白的忏悔发言，以图取媚监狱官方，激起柯仲平针锋相对的斥责，以致暴露了身份，被列为重犯。此时，又幸得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差的友人朱静涛以表兄弟的名义，走通了反省院主管上司的关系，才于1933年8月被保释出狱。获释后，柯仲平即赴开封找到在北仓女中任教的丁月秋，遗憾的是丁月秋已另组成家庭。
1935年，柯仲平苦于找不到中共地下党组织，东渡日本。抵东京后，他化名柯冬山，到一家私立汽车学校学习，除为日后能开坦克打下基础外，他还深居简出，研读马列著作，并组织一些云南籍留学生成立“理践社”。在日本期间，他曾应上海《申报》之约，写了30余篇文章，集刊于《东京通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评击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得失。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柯仲平启程回国，找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留下他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后因在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露面而被盯梢。同年11月，柯仲平经组织批准转到延安。同月，边区文化协会成立。成仿吾、周扬、柯仲平被推为负责人。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吴玉章任主任，丁玲、柯仲平任副主任。同月下旬，边区文协遵照毛泽东主席要把诗歌推向街头的指示，成立了“战歌社”，柯仲平任社长。自此，他的创作激情犹如延河涌流奔腾。延安地区的诗歌大众化活动蓬勃开展。诗歌朗诵成为一种新兴的文学表达形式广泛出现在人民大众中间，成为摧毁敌人心理防线的文艺战斗武器——“投枪”。这时，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员，常到柯仲平处求教诗歌的创作方法，柯仲平答“古诗是父，民歌是母，写诗不能忘掉父母”。
1938年，柯仲平写出了长达2000行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晚会上听完了他的长诗，当即要去手稿。第二天看完后即批“此诗很好，赶快发表”。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第4l、42两期破例连载了《边区自卫军》。1940年，重庆读书出版社出版了《边区自卫军》和他的叙事长诗《平汉工人破坏大队》。柯仲平的作品正如他早年在西安文学讲座上讲的那样：“艺术是时代的、生命力的表现。伟大的艺术，必是抓住了时代的中心、时代的生命而创造出来的艺术。”1938年，毛泽东主席要柯仲平针对京戏、秦腔，更新戏剧内容，扩大宣传面。柯仲平立即四方奔走，物色剧改人选。经过近2个月的筹备，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柯仲平任团长。毛泽东主席为了支持剧团开展演出，从他的稿费中提出200块光洋作为剧团经费。柯仲平任“民众剧团”的第一任团长后，先后又创作出长诗《无敌民兵》，大型歌剧《模范城壕村》、《孙万福回来了》等作品，他的作品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魂和中国作风”。剧团演现代人、现代事，高举“大众艺术野战兵团”的红旗，所到之处深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