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祖国大西北东北部，居黄河中上游，北恃贺兰山，南凭六盘山，黄河横穿全境，历史文化悠久，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早在二万五千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曾在这块大河两岸的沃土上劳动、生息、繁衍。从灵武市水洞沟、中卫市长流水和其他地点的人类活动遗址发掘和发现，表明宁夏北部地区是中华民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另外，从六盘山脉、泾河源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和有关史料记载分析，也反映出古陇山（即龙山）山脉即今六盘山脉地区是从伏羲、女娲到炎黄古圣之“人文初祖”的活动范围，也是华夏文化的摇篮和黄河文化的主要源头之一。三代以前，这里先后出现过被称为“荤粥”、“鬼方”、“猃狁”、“戎”和“狄”等氏族或部落。到春秋时代，今宁夏地区从北而南，分别是昫衍戎、义渠戎、乌氏戎为主的戎狄部落游牧场所。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中原华夏各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战国时期，中原秦国才在这块土地上初置乌氏县和昫衍县。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正式设立北地郡（治今甘肃省宁县西北），宁夏境内的乌氏、昫衍、富平、泾阳等县隶之，并于南部缘边修筑长城以拒胡，这是中原政权在今宁夏地区建立行政管理机构的开始。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统一六国，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也包括北地郡。始皇第二年亲赴北地郡巡视，不久又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出击匈奴，并在河套黄河沿岸筑城屯驻，这是宁夏北部地区的第一次移民开发，水渠开凿，农田垦殖，率肇此时。浑怀障（今宁夏银川月牙湖）、神泉障（今宁夏吴忠利通区西南）军城随之出现。秦朝时期，南部地区的畜牧业发达，“富名遐迩天下”，以乌氏县女大牧主倮（又作赢）为代表，她的牲畜之多，数量无计，只能“以山谷量牛马”，连秦始皇对她都“待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交换活动的相应发展。

西汉时期，大规模“募民徙塞下屯耕”大兴开渠引水灌溉，“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普遍修渠溉田”，使得黄河南岸广大新垦区出现“冠盖相望”的繁荣景象。宁夏的农牧业同样得到全面大发展，时北部是被称为富裕代名词“新秦中”的一部分，南部亦“马匹遍野”，“畜牧为天下饶”。后来又从北地郡析置安定郡，治高平（今固原市原州区），二郡辖县已发展到高平、乌氏、朝那、三水、眴卷、月氏、昫衍、富平、灵州、灵武、廉县等11个。因为这里是防御匈奴入侵的西部要冲，所以武帝巡视各郡，多次来到北地、安定地方。为了加强该地军防，他还命令在乌氏县瓦亭关（今固原南）、朝那县萧关（今固原东南）设重防，又在富平县神泉障设北地都尉，浑怀障设浑怀都尉，以加强河防与边塞的军事管理。汉代还在三水县（今同心县东）设立属国都尉，负责安置匈奴来降者。所以“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汉末，卢芳、隗嚣、高峻先后割据北地，使该地区频遭战乱，加上其后羌人起义的打击，人民逃亡，治所内迁，终于在东晋时，归属于匈妈族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立的大夏国。大夏先以高平（今宁夏固原原州）为国都，后迁都于统成都（今宁夏吴忠市境内）和饮汗城（今宁夏银川党政乡境内）管理之。大夏王还在饮汗城建丽子园，作为行宫御花园。进入南北朝时期，宁夏的社会经济一度得到恢复发展。尤其于北魏薄骨律镇将刁雍的任间，在屯垦戌边，安置少数民族，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等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成绩。本地生产的粮食自给有余，一次就调“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食”。而且是自行造船，从黄河水道运送的，这又成为黄河中上游水运开发的首创。由于多余的粮食在平地堆放，刁雍于太平真君九年（448）上表“求造城储谷，置兵备守”，所建之城被魏太武帝赐名为“刁公城”，以示对刁雍嘉奖。魏孝文帝平定三齐后，于太和初年（477），将历下（今山东省济南市）人民迁至薄骨律镇，筑历城（今宁夏银川月牙湖）供居屯。北周时，继续向宁夏移民兴屯。周武帝建德三年（574），迁二万户于丽子园，置怀远县和怀远郡，这就是今银川市的前身。消灭陈国（国都建康，即今南京市）以后，又迁该国江南兵民于灵州，对河东地区再次进行大规模开发，使这片土地变成与移民老家的江南水乡一样美丽富庶。史称：“因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上江南’。这一历史时期，宁夏还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固原市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银币和北周李贤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碗、金戒指和金银壶等三件波期珍品，就是宁夏在中亚交通史上重要地位的物证。

蒙元对宁夏的统治是建立在一片战争焦土的荒凉废墟之上。蒙古大军在攻西夏时，对西夏地区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野蛮做法，“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无一二，白骨蔽野”。元中统元年（1260），蒙军大将浑都海又在六盘山发动叛乱，祸及整个西北，使得宁夏处境雪上加霜。直到至地元年（1264）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建立，郭守敬随张惠民局，诏令流亡难民回籍，后又陆续设立西夏营田司、西夏中兴等路新附军万户府和开成路陕西屯田总管府等屯田机构，“自六盘到黄河立屯田、戌兵万人”，屯田数达四千顷。至元二十六年（1289），元廷曾下令“徙翁吉刺民刻贫乏者就食六盘山”，就连南部山区都能做到粮食自给有余，北就黄灌区更是大量输出粮食，于是宁夏至东胜（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漕运此时得到开通。元代初以行省治理原西夏故地，至元二十五年（1288）设置甘肃行省，改中兴路为宁夏府路，归甘肃行省管辖，地方行政建置以“宁夏”命名，宁夏得名始于此时，其寓意是希望原西夏故地永远安宁！值得注意的是，宁夏这块多民族的大舞台，在元朝又增加了回回人入居和伊斯兰教的传入。最初主要是以“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和随军的工匠、商人、学者、官吏、掌教等人为主，大都居住于城市和交通要道上，人户数量都很少。而宁夏地区情况却比较特殊，该地居大元帝国腹地，据中西交通要冲，六盘山麓又是安西王行官所在，是蒙元驻军的地方，探马赤军、回回炮手、回回匠人、回回商人及其家属等，追随军队行止，早已定居在这个地方。安西王忙哥刺的儿子阿难答（忽必烈之孙），从小就是这里军营附近的一户回回人家抚养长大的。回回人是元代色目人中的主要部分，其政治地位仅比蒙古人低一等，而远远高于汉人和南人。

进入清朝以后，由于清廷推行“满蒙一家”的政策，居住于黄河、长城之外的蒙古各部已不再是敌对势力，而与内地一样，都是大清帝国的臣民。因此，和平交往代替了战争，长城、军垒都失去了原来军事意义。宁夏地区的地位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改历代中原王朝汉族统治者与边疆地方政权或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之间争夺的军事战场形象，从而迎来了清中前期，宁夏地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勃兴的所谓“康乾盛世”。首先，清廷实行“化军为农”和“变兵为民”的政策，废除了明代“无兵之用，有兵之费”的军屯制度，军屯经济为小农经济所代替，原数万名屯军整体转变为向官府纳赋的自耕农，仅此一项，收入除外，每年又节省军费开支13万两白银，其次，大兴水利，扩大灌溉面积。新修成的水渠有：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宁夏府水利同知全臣主修的大清渠，雍正四年（1726）兵部待郎通智主修的惠农、昌润二渠，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卫县知县主修的长永渠。新渠总长度600里，扩大水浇地约11万亩。另外，对旧渠也及时进行全面疏浚，同时大力加强水政管理，使宁夏的农田水利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再次，招民垦殖，仅在平罗境内的查汉托护地方，就连片开垦耕地近万顷，曾一度在此地特建新渠、宝丰二新县。

民国肇造，宁夏一度改称朔方道，仍归甘肃省管辖，并无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北洋军阀的混战中，却养成了一支回族小军阀的武装集团，并造成马福祥、马鸿逵、马鸿宾家族父子侄对宁夏长达三十多年的黑暗统治。马福祥于民国元年（1912）任宁夏傎总兵（后改任护军使），率所部昭武军进驻宁夏，1920年调任绥远都统，宁夏护军使由其侄马鸿宾接任（后改任镇守使），直至1925年西北军入甘才告一段落。在这一时期内，马家军出于巩固马氏家族统治地盘的需要和回族军阀排他性的必然表现，在消除内外各种地方武装力量动乱、平定匪患、保护民生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地区经济发展同样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兴修水利、创办实业、改善交通、禁种罂粟和提倡回民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做出一些实际成绩，使得宁夏这片土地，能在军阀混战的动乱年代里，保持着相对的社会稳定，人民生活虽然贫困，而不至流离失所，尚可以艰难维持生计。1925年，冯玉祥部西北军控制西北以后，虽然冯部为了与蒋介石、阎锡山和李宗仁逐鹿中原，把庞大的战争负担转移给西北人民，使广大城乡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同时也给宁夏地区的经济社会、政治形势带来三个方面重大变化。其一，宁夏建省。不管宁夏设立行省有什么背景和动乱，但它在该地区的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地方的发展带来契机，开拓了广阔的前景，意义深远。其二，中共宁夏党组织创建。冯玉祥部的政工人员，基本上是共产党员，因此革命新思潮与大军一道涌进封闭落后的宁夏，使人民的思想得到解放，进而又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传播到宁夏，特别是中共宁夏第一个党组织的创建，在宁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全省回汉各族人民的解放吹响了进军的号角。其三，马鸿逵回族军阀统治宁夏。冯玉祥集团在中原战败以后，其势力从西北地区退出。1931年，蒋介石先后任命马鸿宾任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从而冯玉祥经营西北的果实却为马氏兄弟分而食之。1933年初，马鸿逵以宁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和十五路军总指挥的三重身份，开始对宁夏长达十七年的独裁统治。抓兵、敛财和反共是马鸿逵统治宁夏的三大特点。到解放战争时期，公七十万人口的宁夏，就养活着近十万军队，而马鸿逵在逃亡前，又把在宁夏聚敛的大量财宝偷运出境。当然，军阀如果不和土地和人民相结合，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马鸿逵常称宁夏是“第二故乡”和“桑梓”，换句话说是他的根据地和命根子。所以，从自身和团体利益出发，也要把这个得之不易的地盘经营好。马鸿逵统治宁夏期间，在清丈土地，整顿税制，控制金融，稳定货币，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提倡科技，并在工农业生产中进行新科技试验，以及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能跟随时代的步伐，被动地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马鸿逵集团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但出于阶级的本质和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他又完全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宁夏的代表人物，并在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上一直走向灭亡。日本投降以后，马家军立即加入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在内战中一次又一次对人民犯下新的罪行，同时也一次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最后把惨淡经营，积聚起来的十万马家军输得精光，戴着一顶战犯的帽子逃亡海外。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按照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的命令，首先占领宁夏省会银川市，标志着宁夏省的解放。12月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在银川市成立，宣告了宁夏回汉蒙古各族人民走向新生，迎来了共产党领导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