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煌，原名戴澍霖，阜宁县沟墩镇人，生于1928年2月12日。盐阜抗日根据地初开，他在小学读书任儿童团长。1944年那年他十六岁，就参加了苏北文工团，并于同一年入党。1947年调入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做记者。当年8月在解放叶挺城（盐城）战役中，他和陈清伦、胡捷一道随军采访，亲历解放军战士与守敌展示白刃战的战斗场面，写出了多篇战地通讯，受到军区政治部的通报表扬。随后他随军南征北战，经历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后又出国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支援越南抗法战争，成长为新华社著名的青年记者。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因救落水的朝鲜少年而牺牲生命的典型事迹，就是戴煌在朝鲜战场上报道出来的。回国后他立即由新华社保送外交学院进修外文，以资深造。不幸在1957年的整风“反右”中，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经受了长达21年的多种磨难，直到1978年才得以彻底平反，重返新华社。

戴煌同志由于少年时代十分勤奋好学，酷爱文艺，深深地接受了民主主义文学的熏陶。参加革命后，他原本对革命的领袖和导师有着无限的热爱、无限的信任和十分虔诚的崇敬，但是，在1956年3月，当他听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斯大林错误的“秘密报告”的传达后，他的心灵被那强大的冲击波猛烈地震撼着。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他认定“斯大林并不像过去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质，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痛苦地发觉“有人蒙蔽了我们的良心，愚弄了我们的单纯，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我们。”他借用苏联这面巨大而神奇的水晶镜，来检验我们自己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类似的苗头。尤其是中国有无“-”，成了他诘难质疑的大问题。他从各个方面一一对照后发觉情况不妙，断定“如果再这样下去，迟早会像斯大林式的统治那样，把全民族带入险象丛生的境地。”

紧接着，他由斯大林神话的破灭而引发的波兰、匈牙利流血事件，更加深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如果再不积极改革，我们也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我决心履行一名0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于是，他从1956年11月份开始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想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时解决。

1957年初，他的信尚未写完，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以为中央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就在整风鸣放座谈会上，把一年多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托出，其核心内容就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其发展，必将国蔽民塞，全民族都跟着遭大难。……”他整个发言慷慨激昂，具有“为着众人去下海，不怕沾满一身泥”的劲头。当反击右派开始，人们已认为他的发言是“向党进攻”时，他仍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又主动地交出了尚未写完的信稿，欲以此显示他对党一片忠诚的坦荡情怀。可是，此信交出后恰如釜底添薪，立即被称为“-”作为他反党-主义的铁证加以印发，从而引来了长达十个月-般的批判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