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土地经历了一个文明冲突的巨变。巨变的余威尚未退去，我们仍然身处其中。

对于中医、西医的问题，先说梁启超被错切腰子的故事：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因尿血腰疼到北平协和医院诊治，经X光透视显示左肾有黑斑一处，医生诊断结果是左肾结核，需手术切除。住院后，梁启超曾经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产生了怀疑，他在给儿子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灌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委顿。”

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但其实：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因此事后梁启超为协和辩护，实际上也是为自己辩护。在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辞。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

手术之后的梁启超，既然症状并未消除，对西医又失却信心，那如何治疗疾病呢？其实，他依靠的就是自己所谓的“中国旧医”。

早在此前，梁启超也曾用中医看病。1918年他曾患病，日本医生说是肋膜炎合并肺炎，后来又出现咯血，治疗十多日，“病不增而已，而憔悴日甚”，幸而此时老友唐天如去探视，为其处方中药。梁启超给朋友信件中屡次提到此事说，“服其药五日，病已去八九”，“服天如药，日起有功，中秋后当可出游矣。田村前尚言恐须以药针吸取肋膜中之水，顷乃大讶，其瘥痊之速，自今以往，不敢菲薄国医也。”

唐天如曾任吴佩孚秘书长，精通医学，后去香港行医。梁启超与其相交甚深，据说他在做手术前本来也想请唐天如治疗，因唐无暇前来，所以才进协和。手术后并没有“越发健实”，不久尿血症状就复发。当时因正在北戴河养病，不能去协和医院，且有前车之鉴，于是再电唐天如前来。唐天如到后，诊断为“胆失其分泌之能”，处方十味：阿胶、泽泻、当归、白茅根、小茴香、肉桂、苦楝子、焦黄连、浮小麦、黑蒲黄。结果数剂见效，效果非常好。

8月22日，梁启超欣喜地写信给子女说：
“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据天如说：病源在胆，因惊惶而起，胆生变动，而郁结于膀胱。其言虽涉虚杳，但亦有几分近似。……他的药真是其应如响。一年半之积病，十日而肃清之，西医群束手谓不可治，而一举收此奇效，可谓能矣！我现仍小心静养，不太劳，你们十二分放心吧。”

1927年4月，梁启超做手术一周年之后，回到协和住院检查，结果表明：肾的功能已完全恢复，其他各部分安好。尿血虽未完全断根，只要静养，已无大碍。
”中医“与”西医“之争，其实是两种标签之争。

中医被贴上文化、传统、自尊之类的子标签，而西医被贴上进步、科学之类的子标签。打的不可开交。

有趣的是，中医粉和中医黑指责对方的话语虽然不同，但是指责点是颠倒的：中医粉指责西医不科学，中医黑指责中医不符合西医的文化。

中医粉的大概逻辑是：我自己/身边的人，被中医治好了，说明中医是能治病救人的，况且就经历了漫长历史的检验，怎么能仅仅因为没按照西医的标准，就被斥为不科学。如果说一种东西在实践中有效，但是在实验中无效，那么实验方法的科学性就应当被质疑。用不科学的手段来质疑中医，本身就是不科学的行为。

中医黑的大概逻辑是：西药的成分、禁忌症、不良反应非常清楚，中药是一概不明的。西药在上市之前，有一系列科学的方法测定，而中医没有，只不过是靠几本古书或者是中医师的经验。中医的理论基础都是一些看不懂的玄学，而西医则存在很完备的语言体系，令人信服。很多中医都是骗子，中医导致骗子横行，所以必须反对。

这里必须要清楚，脑残黑和脑残粉都是没必要讨论的，只不过是盲从站队、缺乏理性的人，而根据其他人的脑残行为选择自己的立场的，也理性不到哪里去。

抛开二者的自说自话，中医粉和中医黑完全在说两种不同的东西。

中医粉旨在一点：中医是有效的。
中医黑旨在一点：中医的准入（医师、药物）是有问题的。
其他所有的争论，都在根源此两点之上衍生出来的战火。
二者都没有错，而且并不矛盾。这一切都是中医缺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导致的。

如果说在一个鱼塘边，看到一个脏布搭成的棚子，挂个牌写着“老约翰西医诊所”。哪怕就是再脑残的人，也能知道这绝壁是坑的。这绝对不是西医。

但为什么大家看到电线杆上的贴纸，就会觉得那个是中医呢？

因为大家知道真正的西医是什么样，所以能分辨出哪个是假的。
而没有见过真正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人，就分辨不出哪个是假的。

二者真正的不同在于：西医有一套让外行容易理解的准入标准。而中医没有。

西医需要在医学院待上很多年，通过艰难的医师执业考试，需要工作经验等等，这些都是有据可查，很容易理解的。但是中医师的成型就很复杂，首先传统的典籍都必须熟，甚至古典的哲学、伦理学都对中医看病有帮助。同时，外行根本没办法轻易的理解，中医师在针对不同病人辩证施治的时候对待”方子“的考量、研究。甚至创制新方。因为这一切一切，都不是标准化的。

产生的结果就是，西医一旦出问题，不会被轻易贴上西医的符号，而往往可以归咎于医师个人的问题。而中医一旦出问题，就直接是对整个行业的攻击。以至于出现“中医救人无功，西医杀人无罪”的双重标准。

（这一点其实也是整个国学和西学的冲突：
国学是一个求“对”的学问，要实现这个目的，要犯很多很多的错误，但是一旦成立就可以历久不衰。同时，由于结论的正确性，触类旁通的可以理解很多问题。中医“医易同源”、“药食同源”，最厉害的中医师同时也精通古代的哲学、伦理学、饮食甚至武术。从现代的角度看是匪夷所思的。

西学是一个求“不错”的学问，通过清理在实践中遇到的“错误”而不断接近真理。缺陷是，当实践被“不错”禁锢，根据“不错”得出的结论在当下往往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随着实践的推进，错误必须被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推翻阶段性的“正确”结论，推动学科的进步。西医是这里的典型，每个时代的结论在下一个时代看来，都是荒谬的。）

一切人文争论都是名词之争啊。

中医支持者说的是真正的中医，或者是中医队伍中的合格中医，有水平、有医德的医生。他们说的中药也是被历代实践证明过的，行之有效的方子。

中医反对者更多说的以中医为名的骗子，或者借中医的名头牟利的商人。而更多是充斥在各种媒体中，强调土方法或者老偏方可以治疗绝症之类的说辞。中医反对者并不是真正的在反中医而是反对在这片保护伞下面的污秽。

这同样是整个中华文化的命运。胡适先生就曾经明说，“打孔家店”是目的不是批判孔子本人，而是被旧时代打造出来的偶像孔子。五四以后这样的传统几乎一直贯穿在对待中华文化的逻辑之中。文革则是巅峰。

反对者一定要清醒的认识自己的行为。如果迷信的保守者是因为愚昧而自陷悲剧，那么当反对者以启蒙者的身份自居，妄加破坏的行为，很有可能是民粹、反智的前导。不择手段的反对者并不是真正的反对者，不过是披着理性外衣的流氓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