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农工之间的关系最好在“法律下的自由”原则下加以审视。“法律下的自由”要求通过法治来限制公权，维护个人基本权利。资本和农工的关系，本来首先属于契约自由和社会自治的界域。

最近，有位学者提出，当今中国社会的特征是：强权力、弱资本、无社会。还有人认为，其特征应该是：强权力，弱资本，弱弱社会。

这些观点均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权力强于资本的判断是对的：一些企业家依附于权力，恰恰是因为公权过强。否则这些企业家为什么以其尊严为代价，而对一些官员低声下气、趋炎附势。至于资本是否比社会强，倒是反而不好说。因为企业家的“强”需要体现在卖出其产品或服务，需要为消费者实现价值，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在这方面，消费者说了算，需要服从所谓的“消费者主权”。只要消费者不需要企业家的产品，企业可能第二天就倒闭。更有甚者，近年来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等法规政策要求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成为生产的前置条件，企业家似乎在这个角度看越来越弱。

有关资本是强是弱、应强应弱的讨论，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曾经存在。孙中山曾经提出：“节制资本，扶助农工”。国内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曾经在一篇短文中引用它，该文章曾经在一个小群体内部的讨论中遭遇阻击。撇开不谈如何理解“扶助农工”，当时大家认为，为什么不先节制权力，然后讨论是否要节制资本。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节制权力，解放资本。

其实，权力、资本、农工之间的关系最好在哈耶克“法律下的自由”原则下加以审视。该原则强调，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均应该在法治框架內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而哈耶克的灵感又部分来自于著名思想家洛克，后者曾经指出：“哪里没有法律，哪里没有自由”。他强调用法律来捍卫个人自由。需要注意的是，法治意味着不应该把人治因素写入法律文本。否则，有可能造成“哪里有法律，哪里也没有自由”的结局。

哈耶克强调，法律是一般的、抽象的并且同等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是个人在社会中的“正当行为规则”。这种“正当行为规则”是本身也已存在的、但需要发现的。立法机关不能订立这种意义上的法律，只能发现和确认之。“法律下的自由”要求通过法治来限制公权，维护个人基本权利。资本和农工的关系，本来首先属于契约自由和社会自治的界域。

随着越来越多的政策法规要求企业更多落实社会保障和劳动保护等，资本和农工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两者之间通过契约自由与社会自治来解决问题的空间日窄，企业的活力愈加受到压制，反过来影响就业与增长。因此，在长远，需要关注这样一种问题：政府政策往往导致非意图的后果。其结果比如包括，政府的限制性法规政策越多，企业就越会倾向于投入更多的机器而非人力来组织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