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保山端阳花街，花、药、鸟、虫、鱼一应俱全，尤其是那万种花、千种树、百种草，连街塞巷，如海如潮，成其大观，令人叹为观止。

追溯花街的历史，与保山的开发有关。保山(永昌)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即设置县级行政机构，此后，不断有中原及江南移民迁入，公元69年，以保山为中心的永昌郡设立。所有这些，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保山的开化和发展。

到了明朝初年，明朝因考虑到保山(当时为永昌府)"居民鲜少"(李观奏疏)之故，洪武十七年乃"迁江南人入居此地"，这是保山历史上又一次迁入众多外省移民的史实，致使一些很有才学和技艺的人来到保山，据府县志及墓碑述，诸如杨元、张志淳、赵锡光等地方名人先世，为洪武年间移屯永昌。由于江南大量汉民族的迁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高度发展的内地文化。加之兵燹过后，人民得到一定时期的安宁和休养生息，永昌的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朝时，古都南京和苏杭、扬诸州的山水花木就驰名天下。这些地方移民的入滇，自然会促进当地园艺的提高。这样较高的园艺技术的引进，又因保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其地土则平衍；其山川则秀丽，著称南方富庶地"，这些优越条件，栽培花木培植盆景这一园艺事业，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随之开展起来。栽培花木虽为历朝平常之事，但极盛却在明朝。这从杨慎和张含的大量咏花诗文中可得到应证。保山灵秀或峙嶙峋或波光映带皆生自天然，楼台亭榭因地而创"，"春时，群花竞放，凭高望之，满城皆花如锦如云，极为佳丽"(徐霞客语)。当时，城内外出现不少大的花园，徐霞客在其《游记》中，就记载了永昌马氏、闪氏等四家的大花园。保山既是"满城皆花"。从明末清初流传至 今的儿歌："上有街，下有街，问问张家花园的金丝荷花阿有开?"就因明朝侍郎张志淳的花园(在今老行署内)而来。当时，园艺水平较高，已产不少名花，张志淳作永昌《二芳记》记载保山花木繁盛：载茶花有三十六种，杜鹃花有二十种，皆永昌所产。"

明朝，保山花木栽培成为地方时尚，但尚未形成花街。这与当时的永昌"民风淳朴，经商者少，俱不善作贾"(府志语)，有一定关系。嘉靖三年谪戌永昌，居永至少十余年的杨升庵，在其宏富的诗文中对花街只字未提，《永昌府志》载明人咏花咏山水诗词赋七十四篇，也从未涉及，特别是徐霞客明末游永昌，正值花街前后的四、五、六、七四个月，客保达两月零二十天，他记述了保山的花园和花，却未谈及花街。故此，根据以上史实，保山花街的兴起，当在明末之后的清代。

据社会调查和有关史料载，清咸丰末年(1861年)，保山遭兵乱，全城大火，毁坏殆尽。兵乱平息后，人烟稠密、市容繁华的保山城，残垣断壁，时有瘟疫流行，城内一片荒芜凄凉景象。只在今十字街口寥寥住有百余户人家，重修家园，均需药治病，花植园(不少花亦入药)。时值端阳，四乡藉民入城聚市，药花皆多畅销，花药需要的增加，促进了花药交易。以后若干年，随着清代再起的兵乱平定，人口繁衍，城市复苏，逢端阳节花木药材盈市，曰"赶药街"不雅不吉，遂改称"赶花街"，约定俗成，口碑相传，相沿成习至今。咸丰兵乱时，城内有魏姓青年从仁寿门出逃四川避难谋生，后返回保山金鸡村安家立业，又迁回保山城内，活到80余岁卒。他在晚年答子孙问花街由来一事时，说他出逃前没有花街，是兵乱城破后才逐年兴起的。其孙八十有五，卒于1983年。在世时曾讲述此事，这可作为花街兴起于咸丰后的人证。花街时兴，风流所被，花木园艺更有发展，"县城内专事艺花者，历代大有其人。"有名园如"徐家花园、柳家花园(易罗池南)，今尚有故地可寻。"

综上所述，保山种植花木历史久远，远可上溯汉晋，后至元明清，以明为盛、花街作为一个市场的形成，当在清同治年间，即1870年前后，距今11O多年。至于保山花街恰逢端阳，除历史原因以外，应归于以下三个原因：一、端阳前后花木茂盛，生命力殊强；二、端阳节卖雄黄党参等药物，与花街兴起合辙；三、农事已毕，人有闲情。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保山解放后花木业有较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保山百废俱兴，百业正举，不仅传统花街繁荣，花街期间的商品交易亦随之兴旺昌盛了。自然，每到端阳节，或政府组织或群众自发组织，人们自觉在店门口展出自家培养的花、盆景等，保山花街成为了保山人民的盛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