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既能营造个人的光环，也能把人打造成神，更会创造出稀奇古怪的怪圈。儒道佛三教合流，不仅糅合的如此完美，也捏合出多种性格的人神。其实，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愿望，他们总是指望文人不贪财，武将不惜命。但文人不贪财，统治者是比较敬畏的，而武将不贪财对统治者来说则是隐忧。因为，武将不贪财，这位武将定有政治头脑或有野心。所以，中国历代视金钱如粪土的名将几乎都不是战死沙场的，而是被统治者所杀。 　　宋太祖赵匡胤编导的“杯酒释兵权”，是借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防止了军队日后的政变，被后政治家称为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赵匡胤为了巩固新生的中央政权，他导演的“杯酒释兵权”，就是给整个武将集团颁发“腐败许可证”。从那之后，武将们都理直气壮地贪腐，而且还没人敢问。 　　可以说，宋朝开国武将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贪财好色之徒。如赵匡胤的结拜兄弟石守信“专务聚敛，积财巨万”、安国军节度使王全斌攻克成都后“夺民家子女玉帛”、左卫大将军王仁赡“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军器库使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西班指挥使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右千牛卫大将军曹翰“贪冒货赂”、泾州刺史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左骁卫上将军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等等，这帮开国将帅，大宋功臣均是“腐败许可证”的持有者。 　　在宋朝以前，中国政坛上常出现大臣废皇帝的事件，而赵匡胤本人就是通过废后周皇帝，坐上天子宝座的将帅。他当上皇帝之后，深知为了保证皇权统治的稳定性，必须设法解决大臣废皇帝的隐患。于是，赵匡胤亲自编导了“杯酒释兵权”，和和气气地解除了开国武将的兵权，发一张“腐败许可证”给他们享用。同时，赵匡胤还清退了一批有能力的清官，任用了一批无能的贪官。他把朝廷的重任委托给贪官，虽然他知道贪官不会得人心，但用贪官却不会对皇帝的权威构成威胁。当然，赵匡胤也深知官吏“贪浊”的孽根性。在他建国之初，首先制定了一系列怀柔的反贪措施，大幅度削减了十官九贪的比例。但是，赵匡胤也开创了“贪官治国”的执政思想，而且被后来的历代王朝所采用。所以自宋朝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臣废帝的事件，皇权统治的稳定性得到了保证。 　　应该说，赵匡胤反贪，他也深入的研究过中国历史，以及之前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对统治阶层来说，搞“清官治国”，不仅费心费力还危机重重。一旦清官干出政绩，百姓就会认为清官比皇帝能干，更得人心，这样就可能出现逼宫废帝的结局。相反，搞“贪官治国”对统治者来说可谓省心省力，老百姓即使抱怨皇帝能力不行，但那些贪官能力更差，相比之下还是皇帝好些。这种障眼法使得百姓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甚至愚昧的拥戴皇帝。这样，皇帝就没有权力翻船的危机感。这就是“贪官治国”给专制社会配制的稳定剂。所以，宋朝才有了较为稳定的社会景象，才有对内强制加怀柔，对外退让加软弱的国策。试想，当官的都去搞钱了，争权就成为次要，这就有效的避免了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整个社会就进入相对稳定的状态。如果说，做官没有贪腐空间，大家只好去争权生钱，统治者内部势必出现激烈的权力斗争，整个社会也就进入不稳定状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不稳定和邓小平时代的社会稳定，可以说就是“清官治国”与“贪官治国”的鲜明对照。 　　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几乎都是“贪官治国”时代，只是各个朝代在遏制贪官发展上与时俱进，但也跑不出打击重点贪官，扶植听话贪官，借机反贪削权，替换新官平愤的手段。而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历史上贪官最少的时代，也是“清官治国”的时代。秦始皇少年时代有过苦难的经历，他因从小被欺凌，破碎的家庭生活，父亲、母亲被囚禁，给他的尊严蒙上耻辱。而他又过早地对宫廷深处尔虞我诈的内幕有了解、有感悟。因此，秦始皇想用一种严厉的规范来建立他的帝国，从而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法家人物。在治国思想上，秦始皇表现出极强的“法治主义”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家理论，对法家人物韩非钦佩的五体投地，并四处网罗法家人物，坚决地按照法家“君主极权论”和“暴力万能论”来构建新国家的模型。所以，他才坚决地推行武力统一中国的铁血政策，以及“贿赂外交”的瓦解方针。而十分推崇秦始皇的朱元璋、毛泽东，他们也都有类似秦始皇的经历，所以治国思想也极为相似。 　　当然，这些表现除了崇尚传统的“暴力政治”思想之外，我们也决不能忽视秦始皇、朱元璋、毛泽东他们个人的人格力量。而中国特色的“法治”往往需要一个铁腕人物，一个集政治、军事的强人。在国人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依法治国”的重任。这也如同在一个家庭里，受欺的儿子不愿有一个胆小怕事、唯唯诺诺的老子一样，忍气吞声都落在儿子身上。其中，最懦弱无能的政治家就是不愿承担治国责任，但嘴上还是满口的强国梦，行动就是把己任留给后人。 　　但事又论回来，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生活是清贫的、单纯的，也是动荡不宁的，但宫廷里的斗争，老百姓犹如看戏。现在中国老百姓尽管痛恨贪官，但也没人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这就是“贪官治国”的艺术。不过，“贪官治国”只要分寸掌握的好，控制好贪官的贪婪程度，统治者才会高枕无忧。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官员过份贪婪，榨取百姓太深，引起官逼民反。这时候，统治者就要盘算一下，发个布告或搞一场不伤根基的运动，杀几个罪大恶极的贪官平一下民怨民愤，使民众感觉到皇帝还是好的，只是误用了贪官罢了。故而，邓小平说：“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这样一来，百姓反贪官就不反皇帝，其统治又可以稳固下去，政治目的也就更显而易见了。其实，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他们误用贪官的事情并不多，往往是有意重用贪官，目的是保证自己的权力不受内部威胁而已。 　　虽然，“贪官治国”巩固了统治权的稳定性，但“贪官治国”也潜藏着极大的毁灭性，这就是国家被贪官以“贪”为需要，只要把面子做的漂亮，也就随了统治者的愿望。这一点，我们从当下所谓的国家建设成就，足可窥见“豆腐渣”经济的发达。因为，“贪官治国”贪求的是物质财富，榨取的是非法利益和公权。所以，“贪官治国”营造的是国体虚肿，呈现的是人造风景。由于“贪官治国”的指导思想是短期的政绩体现，贪官不可能为之鞠躬尽瘁的奋斗终身，故而远大的理想不如眼前的现实。同时，“贪官治国”的政绩看起来凸显，国力也看似强大，但实为虚肿的弱不经风，难于抵挡外族的入侵。历史证明，自宋朝以后的历代王朝的覆灭，都不是因为朝廷内部政变造反，而是被外族的军事入侵所灭。北宋灭于金人入侵，南宋灭于蒙古人入侵，元朝灭于汉人造反，明朝又灭于满人入侵，八国联军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体系，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建立和发展起国民革命的力量，最后推翻了满清政府。同样，日本人的入侵又打乱了国民党的统治体系，使中国出现权力真空地带，让反政府的共产党乘机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最后又推翻了国民党统治。这就是“贪官治国”送葬统治者的哀乐。 　　若论“贪官治国”，最为权术的是用贪官反贪官。乾隆当政时，甘肃巡抚王亶望虚报灾情，私分救灾款，他大搞形象工程，侵吞国家投资款。对此，乾隆皇帝实在恼火，他派日后成为“大清第一贪”的和珅去彻查，结果查出王亶望问题一大堆，同案被处死贪官达22人。而此类手腕在随后的历史中玩的更为精到，案例比比皆是。 　　就朝代更替的历史而言，当中国社会一旦步入“贪官治国”的时代，虚假的繁荣也随之惊艳。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在普遍认为的南宋鼎盛时期，因沉重的税负压榨在广大的民众身上，这才营造了空前的商业繁荣。但也使得百姓的生活积贫积弱，民不聊生，恶骂朝政。在“贪官治国”、“高薪养廉”的国策下，使得南宋社会国富民穷、官富民贫，军队普遍经商，军商、官商勾结，造就出高官成富贾，为官就发财的盛世景象。假如，没有蒙古人的入侵，南宋政权估计还能不倒翁的维持。但“贪官治国”的潜流已造成国家体弱化，政治贪腐化，民生倾向国家早亡早好。虽然，南宋的军队装备精良，将领文化水平都很高，但不堪一击。事实证明，当蒙古铁骑踏来，宋军溃不成军。 　　纵论“贪官治国”实为继承封建与专制的人治权术。个人利益毫无遮掩的吞噬公众利益，朋党利益强奸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奴的治国思想，是与时俱进的封建统治。 　　明万历时，由于封建官僚集团已到了腐败透顶的地步，社会道德已无底线可言，处处是饿殍遍地，致使当朝清官海瑞毫不掩饰地上奏，揭露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四毒俱全。而封建官僚与士大夫们还以此为荣，贪戾之气已成时尚，奢华之风引领潮流，这一点从当时的官窑，以及体现在一切艺术品与生活用品之中的奢侈品，就足以证明。对此，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他更是极力的批判封建统治是“天下之大害”，提倡“法治”反对“人治”。但是，诸如黄宗羲、李贽，晚清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民主思想一再被扼杀，最终导致明朝被外敌清人覆灭，清朝又被八国联军戳的千疮百孔。这就是封建统治者不怕内乱，唯恐外患的“贪官治国”权术。此后，又派生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和当今“稳定压倒一切”的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