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人也。关于他的生卒年各家考证意见不一，不管各家考证相去多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陈子昂的用舍行藏都在武后治下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初唐季末，他重提文学复古，重倡风雅，直逼汉魏风骨，重寻《诗经》兴寄，卢藏用尽挚友之爱，称他“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后来又得到李白、杜甫等历朝文人的嘉许，这些评论自有过誉之嫌，但时隔千年，重新寻访子昂的遗迹，他以自身的实践和理论，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赋予了“风骨”和“兴寄”新的涵义，从而完成了唐音变革的质变环节，为盛唐诗文奠定了基调。

一、子昂诗文革新的主客观条件

初唐时期，在政治上，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理想政局。经济上，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渐显繁荣气象。作为一个新生的政权，它的政治、经济导入正轨，并逐步发展，此时偃武修文是大势所需。可初唐文坛并不尽如人意。袁行霈先生言初唐百年文坛一共孕育了三代诗人：第一代诗人，多活跃于高祖、太宗年间，他们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文化集团：文学传统最为悠久的江南士族文学集团，如虞世南、褚亮、陈叔达、袁朗等；以魏征、令狐德棻等为代表的山东旧族集团；跟随李氏父子征战天下的关陇豪族，以太宗、杨师道、长孙无忌为代表。三个文化集团文化背景虽然存在差异，但是概而观之，他们的诗歌多沿袭南朝文风，概称宫廷诗风。宫廷诗风作为乱世之音，内容的狭窄和精神的缺失，已经不能适应如日中天的大唐气象了，对它进行革新势在必行。第二代诗人主要活跃于太宗、高祖年间，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上官仪、许敬宗为代表的文学侍臣；一类是远离权力中心的士子，以骆宾王为代表。上官仪将宫廷诗风进一步发扬光大，研究出了著名的“六对”、“八对”理论，把诗歌创作对形式的追求推到极端。而后者以骆宾王的《咏蝉》诗为代表，引入个人的身世悲哀，别开生面，显示了新的创作趋向，为宫廷诗风注入了一泓清泉，但毕竟呼声微弱，应者寥寥。第三代诗人，生于斯世，而活跃于武周之时。武则天出于对自身阶级的认同，极力地提升寒族才子的地位，但同时也迫使他们在仕途和良知之间进行选择：有的人选择了依附张易之兄弟，谄媚的人格缺陷，使他们的诗歌堕入媚俗的窠臼，如杜审言、苏味道、崔融等；当然新生代也有沿着王绩、王梵志之路前行的继承者，如“初唐四杰”、张若虚等。“初唐四杰”做了第三次革新尝试，他们的理论表现为反对绮艳文风，提倡作品表现浓郁与壮大的气势。但是，他们反对绮艳文风的由来却与唐太宗以及史家论者毫无二致，对六朝文风痛批不已，然而在其宣扬浓郁气势之时，又不自觉地赞美了六朝的诗歌，他们所否定的正是他们不知不觉中继的，从某种意义上暴露了他们理论的混乱和不成熟。但是他们的诗文实践，突破了宫廷苑囿，审美视野进一步扩大，那些抒情言志之作，追求风骨之文，恰恰透露了他们对建安文学不自觉地继承，这似乎若隐若现地为唐诗文的发展指出了一条通幽之径，这对后起之秀陈子昂来讲是有一定的启迪作用的。由以上初唐文坛创作和理论储备的不成熟状况可见，初唐摸索和积累了大半个世纪，客观上需要有人出来打破这个僵局，需要出现一个集大成者，为广大的中下层寒士指明一条明朗的康庄大道，这是时代的要求。即使不出现陈子昂，也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然而时代宠幸了他，那证明他具有特殊自身素质。陈子昂的思想中融会了“道、墨、儒、纵横、阴阳”等诸家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它们积极入世的部分。而且这几种因素随着他的经历和遭遇的变化，不断地选择和熔铸，以拓其深。陈子昂的道家精神主要来自于“方外十友”，《新唐书•陆庆余传》中曾经提到：“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司马承桢……史怀一，时号‘方外十友’”。此十友者多汲汲用世者，这源于马承桢的影响，据葛晓音先生考证，司马是茅山道派弟子，而强烈的参政意识自创派以来就是该派的传统。与司马素善的子昂自然受其熏陶，接受这种积极的参政意识。墨家尚侠，而陈氏世为豪族，自有侠气，以至于他“始以豪侠子，驰侠使气，至十七八未知书”，这种侠气也掺杂着强烈的承担意识，不管是对于人生、政治抑或是诗文，都使陈子昂以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儒学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法则，是所有人的行动准则，它只有强调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消失的可能。儒学在陈子昂的精神体系中的存在是勿庸置疑的，而且这也是陈氏家族不甘寂寞、相时而动的充分理由，是陈子昂出蜀的原始动力。对天地阴阳玄理的研究，使他对家国命运、自身前途的窥视带有几分执着和神秘，也许是一种游说自我的信念，使他对信仰不离不弃。然而作为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道”始终是他思考宇宙人生的一个原点。这几种中国传统社会的哲学因素，在陈子昂身上都有存在，形成了他特殊的思想体系：强烈的功名意识，积极的承担勇气，独特的人格精神，深邃的人生哲理。陈子昂的思想体系和其他人存在本质区别，他将其新的人格锐气带进了初唐诗坛，“这一种追求是立身于天地之间的阳刚之气和高度的人格提升”。所谓欲工其文，先养其气，这种“气”的蓄养，使陈子昂对问题的看法比之常人更加透彻，他不同于以往的革新者，企图用一种形式改革另一种形式，而是在根源上抛弃了这种缺乏养料的土壤中滋生出的先天不足的靡靡之音，而是从理想和精神的高度来构建唐音基调，可以算作一种修源正本。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不是简单的建安翻版，而是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出现的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