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所有称王称帝的人当中，朱元璋其实是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色，他既无煊赫的家世背景，也不见有什么匡乱济世的雄才大略、文采风流。二十四岁之前，他不过是四处游食的无业游民，他的最重要的经历就是先后两次到皇觉寺做和尚。他可能长得比较魁伟，有一身蛮力，同时也有可能在做和尚跟着念经文时，粗识了几个汉字。仅仅凭这一点，他在日后居然做出了一番大事，成了洪武皇帝，这不能不叹服历史的刻意安排。
元末天下大乱，正是造就大人物的时代。而朱元璋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几乎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选择投军这一条道路去碰碰运气的。这件事，在后来的史书上被描写为是顺承“天命”的重大行动，“太祖……”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戌朔入濠……”(《明史－太祖本纪》)当然，世以成败论英雄，人们是不会再有多大兴趣去查问朱元璋最初真正的行为动机的，只是看到一个坐了龙廷的朱家洪武皇帝而已。
二十四岁的朱元璋，先是老老实实地在农民军头领郭子兴手下当了一名亲兵，但极有可能从他因战功获得郭子兴的垂青并且成为郭的养女婿后，他那找一口饭吃的农民式的脑袋瓜里就有了新的盘算。人的野心与雄心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哪怕他是一个再怎样卑微的人，何况朱元璋毕竟比那些只知道埋头种地的农民多了几分混世的经验和精明。果然不久他就单独拉起了一支自己的队伍，在山头林立的农民军中开始了逐鹿天下的马上生涯。元朝气数已尽，朱元璋要征服的对手已经不是那些垂死的元朝兵将，而是与他一样微贱出身、占地称王的枭雄们。他在江南一带反复与他们鏖战，先是陈友谅，再是张士诚，然后方国珍，一一把他们逐出角斗圈之外。江南安定，霸业已成，皇帝的位置唾手可得，余下来的事情就是派一支劲师南征北伐，去收拾一下元朝这只死老虎，而他朱元璋这时只要动动嘴，告诫手下人一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就行了。
改应天府为南京，在这儿定都，朱元璋实在没想到这里面已经预先埋下了他日必要移鼎北方的种因。他完全出于一种农民的朴素感情和观念，这里是他最初的立足点，也是他的发祥地，如此大好风水处，他怎么可以不守着呢?再加上他的家乡离此不上三百里，把都城放在自己的家门口，何其便利，又何其宽心。况且钟山之下有的是王气，只要高高地筑起城墙，又有谁能够来惊扰他老朱家的帝王酣梦。于是乎金陵故地自五代后唐以后，又一次成为帝京，而这一次绝非以前仅仅偏于江南一隅之地可比，这一次是成为全中国的绝对政治中心了。南京的权威性和它的全部辉煌，因朱元璋的朴素而上升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但那时的都城毕竟太凋蔽贫寒了，光是有“钟山之阳”的新宫殿，朱元璋仍然不免觉得寂寞，虽说他还在努力过着勤俭的日子，以便在臣下面前保持创业者的形象，但是都城却不可不热闹繁华，否则怎么能够显示出改朝换代、共享太平的盛世风光呢?朱元璋凭着他那好使唤的脑袋，办法马上就有了，一道不容违背的圣谕，立刻将城里原先的穷户们尽数迁到边地，又从南方富庶的州府迁来上万殷实富商安置在秦淮河。有了商业还不够，以朱元璋的见识，妓院是必不可缺的，于是极具标志性的“富乐院”，就成了朱元璋都市思想的鲜明体现。这一来，洪武爷的南京，似乎一夜之间就市声盈耳、灯红酒绿地繁荣起来。如此速度，真可谓“一年等于二十年”的了，农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来都是巨大而惊人的。
令人感到朱元璋“志意廓然，人莫能测”(《明史?太祖本纪》)的，还不仅仅在他的这一奇思异构，而在于他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垄断力。若论文化水平，朱元璋也就与一个村学蒙童差不多吧，他是连给圣贤们的书断句都比较困难的，偏偏却深谙用圣贤之旨来控驭天下人思想的治世之道。还在他用武力征战的同时，就开始了以“仁”驭人策略，他徵辟了宋濂之类的“纯儒”，在“戎马倥偬”中居然还能特别从马鞍上跳下来“谒孔子庙，遣儒士告谕父老……”而到建元洪武后的第二个月，就以皇帝的显赫身份“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可以想象得到朱元璋当时一边跪在孔子面前顶礼膜拜，一边在细密筹划，如何给天下人尤其是那些读书人的思想套上一副牢笼的深沉表情。
在整个洪武年间，“文治”之事，严格而认真地算起来，大约也就是两件。一件是扩大国子学。鸡鸣山下的国子监，以前所未有的庞大规模，收纳了成千上万名士子，朱元璋挑选了最严正不苟的老儒来管理，并规定国子监学生只能读四书五经，读得好就给官做。绝不容许有异端邪说，倘不遵行，那他就要以叛逆论处。因此有个稍微胡说八道了一下的监生，便惹得洪武天颜震怒，下旨砍头悬挂在国子监的旗杆上示众，杀一儆百，以戒效尤。另一件便是开科以“八股”取士了。在这一件事的策划上，朱元璋简直可以说苦心孤诣，他与几个“备顾问”的文臣，也不知熬了多少夜，逐条逐节反复计谋，最后终于钦定用他的本家前辈朱熹所注的《四书》来做科举的考本。由于朱元璋的创举，秦淮河畔，偌大的江南贡院里从明到清一直飘荡了五百年“八股”文章的纸腐墨臭。而他必定亦如当年唐太宗一样站在朝堂的丹墀上发出鹰隼般的长笑，满脸得意地看着那些在“八股”中心智迷失的举子们，南下北上，鱼贯而入，一个个都走到了他老朱的掌握之中。程、朱理学，再盛于明代，正是由于有国子监的强化教育，以及“八股”制业的选士制度，而理学一变成为统治人民思想的纯粹工具，也正是朱元璋以“仁”驭人的政治核心。《太祖本纪》赞日：“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朱元璋果然不能按平常农民视之。然而又未必。孔孟的“仁”术，在汉以下的历代帝王那里，从来都是一块砖头，只不过到朱元璋手中，他把它拿来砌了一座思想的禁城，其道理就如同他在南京“高筑墙”一样的简单浅显、明白易懂。
武功文治，既已告成，朱元璋应该安然入睡了吧，但是他不能!他在谨身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脚下整整齐齐伏拜在地的群臣们中间，总是隐隐约约地发现一些“叛逆”的身影，这使他如同芒刺在背，必欲去之而后快。洪武爷禁不住要动一动刀子了，对他们是不能“仁”的。于是，左丞相胡惟庸等一千人以谋反伏诛，凉国公蓝玉等一千人以谋反伏诛……诏“颁逆臣录于天下”，功臣名将人人自危，朱元璋的“肃反”，连他的皇位继承人皇长孙朱允炆觉得太过于冷酷无情。可朱元璋不这样看，他把皇长孙叫来，让人取来一根荆棘，叫朱允炆抓，朱允炆说，荆棘有刺，抓不得。朱元璋说，这就对了，现在我替你把这上面的刺砍了，不就好拿了吗?原来不是他冷酷无情，而是为老朱家后代的安危深谋远虑。然而这一回朱元璋聪明到底还被聪明误，他忘了还有祸起萧墙这一成语了。等到他崩了驾、早就在北方养得马壮、练得兵强的燕王朱棣，便径直要来抢班夺权。而这个危急时刻，能够来“勤王”的武将简直没有几个，且大都不成材，顶不上几个回合，就让燕王过了江，入了南京城。一片火光烟雾中，建文帝走得不知下落。倒是几个由“正学”培养出来的儒臣，如方孝孺，抱住理义不放，死活不肯为篡位的朱棣“正名”，但是除了被一律砍了头外，又顶什么用呢!
铁骑踏踏南来，翠华摇摇北去，不久朱棣就搬走了洪武爷的基业。这里只剩下一座空空荡荡的宫殿，和几个无精打采的文官，对着西风残照，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出无尽的呵欠。南京因为朱元璋的莫测深意，终于人老珠黄，黯然失色!
朱元璋死后谥为高皇帝，再加谥为神圣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又加谥为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然而无论怎么说，他的本色还是一个农民。现代人论云：明太祖平生无一可取，只不准旌表割股割肝的孝子，可谓一线之明，这或者因为他是流氓出身而非士大夫之故欤?
王道总是假，只人道中才能见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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