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克信出生于1905年。葛家世代居住于油坊头，他的祖父叫葛学衍（字宝南），父亲叫葛长发（又名先达，号德璋）。葛家在油坊头（今属海安开发区）开设猪行、油坊、槽坊和杂货布店，家境殷实。葛长发共有6个儿子，葛克信排行第五，老六为葛克全。为了生活得好一些，也为了让孩子受到较好的教育，在葛克信的幼年，葛长发迁居如皋城，把葛克信送进了如皋城里第一高等小学校（后改为如皋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后来，葛克信考入如皋县立中学。他勤奋好学，考试屡列前茅。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大学。

与孙中山、柳亚子的交往
进入上海大学后，葛克信加入了学校的湖波文艺研究会，成为湖波文艺研究会的10名会员之一。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的葛克信十分活跃，热衷写作。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他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
一件事发生在1924年秋天。当时，孙中山北上，途中经过上海，葛克信得到信息后，和同学们一起，到码头上去迎接孙中山。孙中山在上海住下后，他又去上海莫利爱路（现名香山路）慰问孙中山先生。据葛克信《初见孙中山》（见1956年10月27日《解放日报》一文记载：“那时我在上海读书。在上午八点多我们就出发了。看情形那天有组织迎候孙先生的人并不太多。”“孙先生上了岸，随侍左右的有孙夫人宋庆龄，他们一起登上汽车，在雷动的欢呼声中缓缓驶去。我们待孙先生去后，又整好了队伍，准备到孙先生的住处去慰问。 ”在慰问孙中山的途中，还发生了一件事：葛克信等举着一面大旗，走到嵩山路口，被巡捕房拦住了，强行收缴了大旗。见到孙中山后，“我们像向父亲诉苦似地告诉孙先生，说我们的大旗给法捕房夺去了，要求孙先生替我们作主。孙先生立即叫人打电话给“法租界”当局表示抗议，说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行动是应该自由的；拿去我们的旗子，那便是侮辱中国人。应该把旗子送回来，并保证以后不发生同样不愉快的事件。我们坐在路边及草地上，等了不久，打电话的人出来向大家说明交涉情形，随即有人把那面被拿去的旗子交还给我们 ”（引文出处同上）。
另一件事发生1927年之前，当时柳亚子编辑《苏曼殊全集》，在全集的附录，柳亚子竟然收入了葛克信写的《波昙笔记》。柳亚子、苏曼殊当时都负有盛名。柳亚子怎么会选中葛克信的文章呢？原来，柳亚子编辑《苏曼殊全集》，在第五册即将印行之际，正好看到了葛克信在“波昙笔记”一文中说，同学杨右铭给自己的信中提到：“曼殊有一遗物现存彼处，即精美之画而题有感慨之句。”“另有画稿一手卷，现存萧纫秋先生处。 ”柳亚子看后，喜出望外，立即登门拜访萧纫秋。柳亚子在《曼殊遗迹》后记中有记载：“萧纫秋处，藏有曼殊的画稿24幅，札记42页以及照片、墨迹、戒牒、袈裟等等。这些我已向他借来，摄影制版，编成曼殊遗迹一册，交北新书局印行，大约两月以内，总可以出版了。”应该说，葛克信不经意间帮了柳亚子先生一个大忙，柳亚子对他自然青睐有加。后来，《苏曼殊全集》出第2版，葛克信的8首《无题集曼殊大师句》也被收录。

安置船民
1926年9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设立办事处，由刘少奇、项英、李立三等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当时正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期间，葛克信刚刚从上海大学毕业，他来到武汉后在汉口市党部任秘书，经常给在湖北省总工会工作的刘少奇作会议记录。刘少奇看到葛克信年轻有为，思想进步，文笔流利，英语精通，十分赏识，相处得很融洽。
192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事变，标志着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为了反击国民党，6月，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血花世界大剧场（今民众乐园）召开。大会值日主席向忠发（1928年，中共六大，向忠发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1931年6月被杀）做报告。担任首席记录的即为葛克信（参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1985编印的《苏兆征研究史料》）。在武汉，葛克信还担任过汉口市政府参议员，武汉日报社主编等职。国民党在武汉“清党”后，刘少奇离开了武汉，不久，葛克信与夫人沙毓奇也返回江苏。这期间，葛克信先后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任科长及江苏省民政厅视察委员。
1936年，葛克信由国民党江苏省政府委任，到仪征县任县长，沙毓奇随行，任仪征县政府秘书。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日军舰艇沿江游弋。葛克信又迎来了他人生的一次重大考验。
仪征县南滨长江，与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隔江相望。县境内的十二圩，是淮盐的一大集散地，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人民食用的淮盐多从这里运去，因此在十二圩江面经常停泊着几百只大大小小运盐的民船。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葛克信就突然接到海军部通过省政府下达的密电，要他征集运盐船数十艘，送到江阴，将满载石子的民船沉江，与已沉江的舰艇一起，构筑一道封锁线，以阻挡日舰深入。
船民不仅以船谋生，而且以船为家，沉掉这些船，就等于毁了断了船民的家，断了他们的生计。工作之艰难，可想而知。有些地方的民船在封锁线自沉时，竟发生了随船的船民悲愤投江的惨事。“很多大船上的红木床与全套家具，有一人高的穿衣镜等等，堆满了整个江边。最大的桅杆价值要两三千元，我叫他们索性也拆下来……几天之后，这些船被凿沉构筑封锁线的消息传开了，船主们悲痛地要求赔补，要求安家，要求贴发川资还乡，我只能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地代为呼吁。 20天后才又由那两位专员携来一笔现款，按照各船估值先发三成，其余部分给予书面证明。”（引自葛克信《有关构筑江阴封锁线的一段回忆》见《文史资料选辑》1962年12期）由于葛克信工作做得到位，仪征的船民得到了政府的部分赔偿与安置，没有发生一例自杀惨剧。

走向光明
仪征失守前，省政府已迁到淮阴。葛去淮阴交差后，改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夫妇二人辗转在沪郊及邻近农村进行抗日活动。沙不幸被日军拘捕，受电刑拷逼而坚贞不屈，以致造成终身患疾。此后，葛克信全家寓居上海转入地下抗日活动。汪伪政权多次派人诱逼葛克信夫妇出任伪职，他们托病坚辞不就，杜门谢客。
抗战胜利后，葛克信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等职。沙毓奇在上海市银行任科长。 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面临军事、经济总崩溃的困境中，举行了立法委员的选举。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参事葛克信，当选了立委。这一年12月，中共地下党文委负责人姚溱在接头时被特务发现后跳楼被捕，上海《文汇报》严宝礼恳请葛克信出面营救，葛克信通过上海大学老同学王新衡（军统上海站站长）的关系，使姚溱恢复了自由，而葛克信的政治面目也随之暴露了。曾经支持《文汇报》复刊，多次营救共产党人。因此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军统特务头子毛森视为“言行近共”，派爪牙监视其行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南迁，党政要员纷纷携家带眷逃往台湾或广州。市政府通知葛克信随同去广州，他却在上海飞机场私购机票，飞往香港。在香港他担任《文汇报》编辑和大学教授。葛克信一向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关系密切，与邵力子先生为莫逆之交。1949年6月间，葛克信由香港转赴北平，从北平来到上海，对武和轩等立法委员说：“邵力老叫我带来了一个口信，周恩来同志说：‘在上海、南京的国民党立法委员朋友们，能够决计留下不走，我们很欢迎。他们应该表示一下态度嘛! ’”听了邵力子的口信，武和轩等人都很兴奋。经商议推定周伯敏、葛克信、肖觉天等人起草《起义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宣告。邵力子收到上海寄去的宣言稿后，交给了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让秘书查出宣言原稿，亲自审阅。
9月19日，新华社以电讯方式发出了《原国民党立法委员脱离国民党反动派宣言》，第二天，国内各报都刊载了。这一举动，给了国民党政府极大的震撼和沉重的打击（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给葛克信颁发了起义人员证明书）。

晚年
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委任葛克信为《文汇报》管理部副主任兼文汇印刷厂厂长。他还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团结委员，兼民革上海市委员。沙毓奇亦被选为民革上海市委员。不幸的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葛克信被定为“右派分子”。他气愤成疾，病休在家，间或翻译英文书籍。常有大学生慕名登门请教，他总是尽心指导。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他被单位“造反派”揪到文汇报社，隔离审查，迫令他揭发刘少奇“与国民党勾结，背叛革命”的所谓事实。葛克信拒绝诱逼，坚持如实反映。因此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体力日益衰弱。解除隔离后医治无效，不幸在1976年7月24日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葛克信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恢复名誉。1980年2月由上海市副市长赵祖康主持葛克信先生骨灰安放仪式。《文汇报》副总编辑唐海致悼词，对葛克信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他的骨灰被安放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革命干部骨灰室。
为了纪念哥哥，1997年，他的弟弟葛克全与侄子葛显琦一起捐资50万元，在家乡（当时的南屏乡葛家桥）建了一所克信职业中学。江泽民总书记的老师，95岁的著名教育家、科学家、佛学家顾毓琇先生欣然为题写了“克信职业中学”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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