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长途战略转移进入鄂豫陕边地区。据徐向前元帅回忆：“奔向漫川关，打算去汉中地区建立根据地。汉中盆地，历史上赫赫有名，曾是汉刘邦养精蓄锐、回定三秦、进取天下的战略出发地。出秦岭，据汉中，是我们行动的主要目标”。

1932年12月3日，红四方面军从周至县辛口子入秦岭，冒着大雪，忍着饥饿，晓行夜宿，经6日行军，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于9日抵达城固小河口镇。

红军到小河口后，战士们精神大振。这是红军在艰难的征途上驻扎的第一个集镇。时任三十四团团长的许世友同志曾回忆说：“在清贫困苦的戎马生涯中，能在屋子里安安稳稳地睡一觉，能够放开肚皮吃一顿饭，就是生活上很高的享受和最大的满足了。”

著名的小河口会议在此举行。这是西征以来红军总部举行的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对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以及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明不白地无止境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建议恢复军委会，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会议的具体成果是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虽然没有也不可能纠正张国焘的错误，但也起了某些抑制作用，使张国焘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军阀作风有所收敛，对以后川陕根据地迅速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小河口是秦岭入汉中的咽喉。陕南地下党城固县委已派人和方面军联系，得知西北军赵寿山五十一旅之一O一、一O二团已布防于山口升仙村、许家庙准备堵截红军。城固县委派来的同志担任行军向导，先头部队十师发起了猛攻，打跨了这两个团，全军于12月11日进入汉中平原的城固地区。升仙村、许家庙、杨家滩和原公地区的人民群众欢迎红军，要搞根据地，但这一带回旋余地太小，方面军还是决定南渡汉水，去大巴山北麓西乡、镇巴一带立脚。

红四方面军两万人马来到了城固汉中之间的沙河营、柳林铺汉水北岸，汉水宽阔，水深急流，只能船渡，不能徙涉，而三个渡口总共只有几只船。对于这个千军万马的部队，几只小船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上哪儿再去找许多船呢？陕南特委、城固县委组织了一些当地熟悉水性和情况的党员、群众给部队当向导，帮助部队涉江。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带领参谋、侦察人员和本地向导骑马去江边勘察。徐总一行人马在沙滩、茅草滩上绕道踏进江水中。徐总对身边的人员说：“江面宽的地段水浅，窄的地方水深，下面是沙底河床，可以徙涉”。他们在江上反复试探后，冰冻的汉江沸腾了，战士们开始了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有的脱掉衣服，有的包扎伤口，有的拉着战马和背扛武器弹药……除有些伤病员和妇女由船只、马匹渡运外，其余上至总部领导人，下至勤杂人员，一律下水徙涉。陕南地下党组织的党员和群众也冒着严寒纷纷下水，给部队当向导，帮助战士们渡运物资，在江水中来来回回接应，协助战士们过江。

由于一天的行军，战士们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半夜里的寒风阵阵袭身，冻得直打哆嗦。现在又下到汉江水中，是一种什么滋味呢？简直令人难以想象，难以体味。只有亲临其境的人，才懂得什么叫“寒水似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战士为了过江后能穿上一套干衣服，把裤子脱下，将衣服举在头顶，在齐胸的江水中，一步挨一步地向对岸挪去。许世友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引用一位心理学家的话说：“当人的思想高度集中于某一点时，可能会忘记周围的一切，甚至对皮肉之苦也毫无知觉。我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知道，渡过汉水，就意味着我们彻底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在这胜利的前夕，别说是冰冷的江水，就是刀山火海，也要硬着头皮闯过去”。部队渡过汉江到达城固上元观镇时天近拂晓。这时徐向前同志就地清点了部队人数，全军共一万四千四百人。他说：“部队南渡汉水，向镇巴、西乡转移是极为重要的一着。从此，摆脱了遭敌追堵的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在胜利渡过汉水后新的转机面前，四方面军总部毅然决定进军川北，点燃了大巴山革命的熊熊烈火，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革命斗争新局面，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陕西苏区的建立是随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陕南苏区的22个区、镇，95个乡，320个村中，有6个区32个乡、122个村苏维埃政权，都是1932年12月下旬至1934年4月间由红四方面军在陕南的镇巴、西乡、南郑开展游击战争中先后建立起来的；有16个区、镇，63个乡，198个村苏维埃政权，是1935年2月初，经红四方面军在解放宁强、勉县、南郑和部分地区相继建立起来的。

1935年2月，设立中共汉中道委，任命张德生为道委宣传部长。全区成立县委3个，区委6个，乡支部10个等党的基层组织。县、区、乡、村均成立了苏维埃政府。

1933年5月，蒋介石调杨虎城十七路军主力三十八军进入汉中，在东起镇巴西至宁强的五六百里长的大巴山设防，与红四方面军对峙；与川军南北呼应，对红四方面军形成弓形包围夹击。面对如此战略形势，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潮推动下，民族正义感和爱国热情驱使杨虎城对蒋采取两面方针，他对红军佯攻而实守，并希望与红军打通关系，实现互不侵犯以保存实力。杨虎城终于做出决策，与红四方面军进行联络，举行谈判。并委托驻汉中前线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主持这项机密工作；确定武志平以军使身份出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向红军领导同志陈述在日寇侵略中国部分领土、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愿望”。红四方面军总部高度重视对十七路军这一项联络工作，做出了积极反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参谋长曾中生以及傅钟、张琴秋、郑义斋、苏井观等红军领导人和各方面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杨虎城特使武志平等的会谈。远在前线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等对此事给予重视和关注。确定了由川陕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代表红四方面军，随武志平特使前往汉中，与孙蔚如谈判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条款。

经过徐以新、武志平两次往返两军之间，终于1933年6月24日，在汉中与孙蔚如正式圆满地达成了秘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1）双方互不侵犯，只要陕军不进攻川陕苏区，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孙蔚如保证不打苏区；

（2）如果红军西进甘肃、打胡宗南，孙部愿给予红四方面军补充部分武器弹药，并予以掩护；

（3）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

（4）鉴于形势，双方只能秘密往来，协定不予公开。

至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正式确立了合作关系。正因为绝密，“汉中协定”便成为中国革命史上鲜为人知的一章。

由于“汉中协定”的达成，“巴山无战事”。经过武志平与红四方面军的共同努力，开辟了由西安至四川的川陕秘密交通线，主要是由汉中城幺二拐经大河坎、牟家坝、马桑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凉水井、羊圈关、西河口到达碑坝进入苏区等三条秘密交通线，它成为当时中央、陕西省委、陕南特委与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联系的通道。红军和白区地下党建立了交通站，红四方面军急需的医疗器械、通讯器材、汽油、纸张等重要物资以及情报等不断输送苏区。这就是著名的“红色交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