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汉中名称的由来

汉中的来历，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是因汉水得名，即被水所绕之意。但后来研究汉中地方史的人，都无法解释，便生出许多臆测。其实最早的汉中并不是现在的汉中，而是另有所指。汉中盆地最先称为褒国，再就是南郑县了。
公元前451年秦国从蜀国手中夺取了汉中，秦国已实行县制，在此设立南郑县。南郑县的名字取得，是因为当年西戎入侵，部分郑国人南奔来汉中，聚居在此，因与秦人有乡党之谊，便以南郑来命名。秦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南郑的军事力量，派左庶长修筑了南郑乡城，其址就在今汉中市，这个地方历史上一直称南郑，后来才移到今天的周家坪。公元前441年蜀利用秦国在南郑立足未稳的机会，重新夺回南郑。蜀王封弟弟苴侯于汉中，称蒯萌王。公元前387年秦从蜀人手中重新取得南郑。
公元前316年秦以南郑为基地，取道五丁关、金牛道灭了蜀。金牛道又称石牛道，即今天川陕公路沔县至剑门一段。途中以金牛峡、五丁关等处最险。金牛峡、五丁关一带为石炭岩地质，崖峻谷深，谷状多呈V形；五秦人不知入蜀道路，假意送给蜀王能粪金的石牛和珍宝美女，蜀王贪婪成生，就派手下五大力士——五丁，一路开山通路将石牛运回国内。秦人尾随五丁之后，灭了蜀国。这条路便称为金牛路。在宁强境内仍有金牛峡、五丁关、金堆铺、烈金坝等与传说有关的地名 。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民富国强，已有并吞天下之志。灭巴蜀后安顿好了后院，着手进一步蚕食楚国。公元前312年秦夺取楚丹江流域，又败楚汉中，置汉中郡。
楚汉中郡在什么地方呢？《战国策》苏代对燕王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月至五渚。夏水是一条河流，源出湖北竹山地区，有三条，在江夏入汉。《史记正义》引《括志地》说：房陵即今房州房陵县，古楚汉中郡地也。房陵县即今湖北房县 ，属竹山地区。汉中即指今湖北竹山地区，其地理上正被汉江和沧浪水所围，沧浪水又称汉水，所以被称为汉中。此地正是秦头楚尾。汉中是一片连接巴蜀的山地，是江汉平原即楚国内腹的一道屏障，因处秦头楚尾之地，成为楚秦、楚巴的争夺焦点。
楚人在蚕食汉江诸国后，前后以汉水命名的并非汉中一处，还有汉东、汉北等处。
秦取得统一后，实行郡县制，汉中郡扩大到汉北（今安康一带）及汉水上游地区，郡治新城（今安康），正处在汉中郡中部。东汉时四川盆地及西南地方实力增强，汉中郡治才迁到南郑，有加强防范的意思。
东汉末年，曹操从张鲁手中夺取汉中郡，此时汉中郡的下游古汉中，中游新城，上游南郑都成为吴蜀争夺的军事要地 。为了军事上的需要，遂于公元219年（汉建安二十四年），在新城设立魏兴郡，古汉中设上庸郡。南郑仍设汉中郡。从此以后，二千年来一直被沿用下来，汉中就专指汉水上游的盆地了。这种地名上的张冠李戴现象，地理上称“地名漂移”。
5 汉中石门摩崖石刻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探讨

陕西汉中，自古以来，是连接中原、关中与大西南的枢纽地带，有中国古代交通史上最为辉煌的建筑——栈道勾通南北。在褒斜栈道南口的石门一带，有摩崖石刻160多块，其中至今仍保存完好的最为著名者有被中外书法界称为“汉魏十三品”的摩崖石刻书法作品。这些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相当地位，已经引起中外书法界的关注。但由于汉中长期处于闭塞环境，与外界交流不多，故其在书法发展史的地位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认识。
石门摩崖石刻以记述褒斜栈道开凿、水利修建、以及题咏为主要内容，在时间跨度上，上迄东汉，下至明清，尤以东汉永平年间的《开通褒斜道刻石》（人称《大开通》）、《石门颂》、北魏《石门铭》等为最著名，受到历代中外书家赞颂。
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洪适的《隶释》，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著作中对汉中石门石刻都有著录，尤其清代以来，研究和著录汉中石门摩崖石刻者日多。有清以来，凡较为重要的书法研究和辑录隶书碑帖，几乎都收有汉中《石门颂》等作品。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毕沅《两汉金石记》、《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王昶《金石萃编》，以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还有历代《一统志》、省、府、州、县志中都有著录。清代大学者杨守敬、康有为均称赞石门书法艺术；孙中山先生和一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也极其推崇石门书法。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工具书《辞海》，其封面就是集汉中《石门颂》中的“辞”、“海”二字而成。近年来，文化开放，每年日本书道界有不少书家来汉中瞻仰石门石刻，都给予了予极高评价。日本书道界权威种谷扇舟先生1988年访汉时，亲笔写下了“汉中石门，日本之师”的题字，其石刻至今屹立在汉中博物馆。每年日本及各国游客莅临汉中，都要瞻仰汉中石门摩崖石刻书法，无不叹为观止。
汉中石门摩崖石刻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此处对其在历史、军事、交通、科学技术、水利建设、人文等研究方面的价值，暂且不论，单就其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以初步探讨。
汉字是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从殷商甲骨文、钟鼎文，到周秦篆书、汉代隶书、晋魏楷书、魏碑、行书、草书，以及宋以后的宋体等，反映了书法从应用到艺术、从单一形体到不同风格的演变，也反映了书写材料及载体的发展变化。如甲骨文通常是人们用锐器直接在兽骨上刻划，故笔力直短简单；篆书是在青铜器铸模或缣帛上描画，故笔形多弯曲变化；秦代起开始有隶书，写或刻于竹简上，故隶书笔画似乎可以看出用刀刻字的着力之处。汉代是由篆书向隶书过度阶段，到了东汉后期，是隶书成熟的阶段。汉中石门石刻正是处在汉字由篆而隶的重要过度时期，它代表了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一点，在《开通褒斜道刻石》（亦称《大开通》）摩崖石刻最为突出。该石刻刻于东汉永平九年（66），“已被书法界公认为是古隶中最早，占据首位的刻石”（日本书法家牛好丸一语）。清人刘熙载《艺概·书概》载：“《开通褒斜道石刻》隶之古也。”所谓古隶者，前人认为“合秦汉谓之古隶”，也就是兼容秦篆、汉隶二者之特点，独具形态特征。《大开通》其字古拙苍劲，似篆非篆，似隶非隶，界于篆隶之间。无论结体、笔势、笔形，都可以明显同时感悟到篆书与隶书的风格和神韵，这在现存的东汉书法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故清代大学者杨守敬在其《平碑记》中称该石刻“长短广狭，参差不齐，天然古秀，若石纹然，百代而下，无从摹拟，此之谓神品。”康有为说：“汉隶之始皆近于篆，……《褒斜》（《大开通》)、《郙阁》……皆朴茂雄深，得秦相意。”从此碑也可以看出东汉中期篆隶并列、篆隶参杂使用，是当时书法风格的具体表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篆隶递变和隶书演变的具体实物依据。
在其后的东汉建和二年（148），有汉中太守王升为已故的司隶校尉杨孟文所刻石记功的《石门颂》，该刻向被称为草隶鼻祖和楷模，大气磅礴，挥洒自如，既整齐规范，又富于变化，富含感情，不拘一格，不拘绳墨，笔势纵放，奇趣横生，笔画粗细虽区别不大，但每一笔画却变化多端，字型大小差别较大，收笔多有特殊处理，用笔挥洒自如，不故作修琢，有自然豪放意趣；字画瘦硬，结构疏朗，飘逸有致，笔隶中带篆（如第二字“坤”字）、带草、带行，历来又被书家称为“隶中之草”。杨守敬《平碑记》称之为“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杨孟文碑（即《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碑中‘年’字、‘升’字、‘诵’字垂笔甚长，……杨孟文、李孟初，隶中之草也。”清王昶《金石萃编》亦称该刻石“推为东汉人杰作”。《石门颂》称为草隶，始于康有为，他认为，汉隶有“篆、楷、行三体，《郙阁》、《夏承》等为隶中之篆；《张迁》、《孔彪》等为隶中之楷；《杨孟文》（即《石门颂》）等为隶中之草。”可见汉隶又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更趋成熟。同时，也可从此碑中看出这时的书法上承篆隶，下启行草的时代过度特点。
顺便提及的是，汉中略阳县灵崖寺保存的东汉建宁二年（172）的《郙阁颂》石刻、东汉灵帝时（168~184）城固县升仙村《唐公房碑》（1970年移存西安碑林），隶书风格古朴，结构谨严，亦是研究汉代书法及书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汉中褒斜栈道上原有晋初太康十年摩崖石刻一方，唐代大文学家孙樵在其《兴元新路记》一文中有录文。摩崖石刻惜已不存，所幸有拓片流世。从拓片看，晋初隶书风格基本与东汉末《郙阁颂》、《唐公房碑》同，规整方正。
南北朝时的北魏时期的《石门铭》同样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书法极品。于右任书法曾得益于《石门铭》，他在《杂忆》诗中写道：“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勤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石门铭》书法在于老书法史上的地位，也可从这位书法大家眼中看出《石门铭》在中国书法史上的价值。该方刻于北魏永平二年（509）的刻石，在石门刻石中独树一帜，是仅有的一方魏体书法，在书法史上，仍属早期魏体作品，对于研究魏体书法的形成，亦是一件重要实物资料。
值得一提得是，1946年，有一些汉中人士到南京拜访大书法家于右任先生，于老问大家是习南帖，还是习北碑，当大家回答习北帖时，于老当即背诵上述《朝临石门铭》一诗，接着说：“诗言志，歌咏言，为写字而掉泪，人会笑我有神经病，我不会这么傻。但为了革命事业，能以在书法上触景生情，我就情不自禁的偶尔哭了。因为中华民族在北宋以前，原是既文明又雄武的民族，惜乎北宋以后，只重视文明，不重视雄武，苟安怯懦的风气普遍了，书法也紧跟着堕落了！元朝开国，赵孟頫的书法交了运；清朝取士，董其昌的书法邀了宠。此风一倡，遍国中都是侧姿求媚，苟合取宠的书法。七百多年来，想找出能象《始平公》、《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等方峻雄强的龙门书法，就象找龟毛兔角一般。因此我向孙总理建议：我们革命者本身，应首先来提倡北碑。总理说：‘我们今后还是提倡《石门铭》吧！’孙总理当时已受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影响，写过《张黑女》和《石门铭》，他的理由是：《龙门二十品》的书法太严峻了，《石门铭》书法太好，它基于龙门，却不受龙门的绳墨，而又展开了个性，走向了自由。总理这番话，对我启发很大，我悟到只写《石门铭》还是不够，必须要二者兼学。前者朝临，取其朝气蓬勃，走向自由；后者暮写，取其归息之际，落入法度。二者所学到手的成就，还得要辛勤地综合一番，使之珠联璧合，成为佳品；这不单单指书法，而是包括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啊！我是这样写字，我希望中国的革命，也能这样做。可是，我的愿望总是达不到，这样我在写字的中宵，我就泪湿枕了……”从于老的这番高论中，我们既体会到了书法同社会国民风气的关系、同国势强弱的关系，又看到了北碑南帖的关系，龙门、石门书法的比较，还看到了汉中石门石刻在书法界应有的地位。
此外，汉中石门石刻《汉魏十三品》中有“石虎”、“衮雪”二字，不少资料记载分别为东汉郑子真、曹操所书，其成字年代及书者虽尚在进一步研究证实之中，但亦是研究中国书法史的极具价值的作品。
自秦末战争中，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汉中市）”（《史记》），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出定三秦，谫灭项羽，遂以“汉”为名，建立汉朝。其后，遂有“汉人”、“汉民族”称谓，中国书体亦被称之为“汉字”，中国文化被称为“汉文化”。汉中迄今仍遗存有为数可观的汉魏石刻书法摩崖。因此说，汉中，对书道界来说，无论从汉字的命名，还是从古篆隶、草隶到魏碑体的发展演变，都极有值得研究关注的必要，尚且这里有大量可资研究实物证据。
（《陕西史志》2001年第2期、《汉中经济》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