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狮历史悠久。从石狮一带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刀石斧等文物的考古中查明，在7000年前，就有人类活动。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在这里繁衍生息、陆耕海渔。周代以后，有北方汉人入迁。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中州兵燹而动荡不安，仕族衣冠南渡入闽，定居石狮境内晋江流域的滨海平原，或从事农耕，或从事近海捕捞，中原先进文化与古闽越文化交融发展。据《西山杂志》记载，隋代，蚶江、永宁、石狮、祥芝等地，均有中原移民南迁定居。永宁岑兜一带建有盐场，先民从事海盐生产已成规模，石狮凤里庵前有从沿海通往泉州官路经过。石狮宽仁一带人烟稠密。今宽仁凤里庵尚存清代竖立的石碑，碑文记载，凤里庵始建于隋朝。庵前石雕狮子造型别致，与我国其他地方隋代及唐初石狮子形态一致。据地方文史专家考据，因当时人们常约定在庵前石狮子处碰头聚会，于是石狮便渐成地名。《西方杂志》也记载，时有石狮子，外来商人在此贸易。
唐武德元年(618年)建州南安县，石狮境域隶属南安县。开元六年(718年)后，石狮境域一直隶属晋江县。唐开元八年(720年)航海家林銮在石湖兴建“渡头”(即码头，今称林銮渡，市级文物)，石狮海上交通运输已较发达，东北亚、东南亚的外国商人开始经常到石狮进行贸易活动。海外贸易促进石狮造船、丝麻、航海及与外贸有关行业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传播，也促进石狮文化的发展。
五代，王审知治闽，鼓励农桑、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倡导文教。石狮一带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发展，学风丕盛。五代诗人“晋江两岸趁春风，耕破云山千万重”的诗句，为当时勤事农耕的写照。今莲埭，即是当时围海造田之处。
两宋时期，石狮蓬勃发展。北宋元二年(1087年)，泉州设有福建市舶司，徽宗时又置来远驿，石湖、梅林、祥芝等港成为海上交通贸易的港口，南宋前期，已与50多个国家，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的关系。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年)，王十朋知泉州太守，主持修建晋江“七首塘”，石狮境内有龟湖塘、象畔塘(塘头塘)及田塘（港塘）水利事业的发展，促进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六胜塔(石湖塔)、关锁塔(姑嫂塔)、玉兰桥相继建成。六胜塔，关锁塔为航海标志，对海上交通贸易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玉兰桥，是蚶江、石狮通往州府泉州的海上长桥，沟通经济交流也极为重要。
随着对外交通贸易的发展，宋代，石狮人已开始定居海外。宋人谢履的《泉南歌》写道：“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臂；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日本、韩国、朝鲜、流球、吕宋、印尼的苏门答腊、爪哇及印度的湄公河流域有石狮聚居地。
宋代，石狮文化教育繁荣。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年)曾到祥芝开办书院，并题有“小山丛竹”摩崖石刻一方（毁于文化大革命）。童年在蚶江石湖读书的梁克家于绍兴三十年(1160年)中状元，官至右丞相，诗文著作甚多，主编福州地方志书《三山志》。后厅村洪天锡于理宗宝庆二年(1266年)中进士，官至华文阁直学士，端明殿大学士，著有《阳岩文集》等多部著作。
元代，实行严酷的种族压迫。当地南人，政治地位居于蒙古人、色目人之末，备受歧视，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抗争时有发生。流传至今的中秋之夜烧砖头小塔的风俗，传为当时点火抗元的信号。至今，石狮还有民谣谓：“点塔仔来造反，三户杀一元(兵)。一夜杀完全，杀上京城坐金銮”。但海上交通贸易却空前繁荣。至元十四年(1277年)，即元军占领泉州的第二年，泉州设市舶司，规定“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等方便海商贸易政策，颁布“官船官本商贩”之法，扶助商人出海贸易，境内石湖、蚶江、梅林、祥芝等港口，成为“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对外通商贸易往来达100国家、地区的大港。石狮人出国经商，定居国外者也增加。
明代，中国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石狮商业活动有了较大的发展。石狮贸易市场从宽仁凤里庵一带向四周拓展。形成了九街五围十一巷。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永宁建成卫城，“城周八百七十五丈，基广一丈五尺，高二丈一尺”。有“二十万人烟，官印百颗”。同时，祥芝“造为司城，周一百五十丈，高二丈。”蚶江、龟湖等地也建有街道，形成贸易市场。明永乐年间(1403～1425年)，三宝太监郑和率大明舟师下西洋，曾由泉州刺桐港启航，石狮渔民、船工及商人，或随郑和往西洋，或沿其航线往西洋，经商华侨出国形成高潮。
明末，福建沿海连年灾荒，倭寇入侵，社会动荡。石狮沿海一带首当其冲。永宁卫因遭倭寇侵袭，卫城被攻陷，20万人丁几被杀绝。卫城居民纷纷逃往石狮避难，至今，留下“陷城”、“洗街”之民俗纪念。天灾人祸，石狮灾民又纷纷徙流东南亚国家。
清兵入闽后，清政府为消灭沿海抗清势力，隔绝与郑成功在台湾建立的政权的联系，实行残酷的“禁海”、“迁界”政策。石狮沿海居民田园厝宅被毁，被迫迁往“界内”，流离失所，惨不忍睹。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复归台湾后方得复界。复界之后，祥芝、梅林、石湖、浦内、蚶江等海港蹶而复振，外洋大船常泊碇于此。乾隆四十七年(1784年)，清政府准蚶江与台湾鹿港对渡，设置“海防官署”衙门。海外交通贸易的发展，促进石狮经济的发展。石狮市区新华，宽仁、五星、新湖四处均建有街道。石狮一带出现一种新的商业机构───“行郊”。
清代，石狮人随军往台者尤多，特别是施琅重视台湾的开发，石狮有大批居民迁移往台湾定居。
鸦片战争前后，石狮成为侵略者贩毒走私之据点。随着鸦片而来的大量洋货的倾销，石狮传统农业、手工业产品受到冲击，对外贸易停滞，手工业作坊倒闭，农村凋蔽。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被西方殖民主义拐骗当了华工───苦力（民间称“卖猪仔”）。石狮又一次形成大规模出国潮。此时，石狮侨乡已初步形成，侨汇收入成了侨眷属主要生活来源。
辛亥革命期间，许多旅居海外的石狮华侨，纷纷在侨居国参加同盟会组织。还有一些华侨回国参加光复斗争。辛亥革命失败后，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更加艰难困苦，为谋求生路，石狮人又大批出洋逃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石狮华侨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试图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路，纷纷回乡投资实业及创办新式学校、西医馆。华侨投资房地产等街道建设，公路汽车运输、海上交通运输及电力、化工、食品工业。石狮原有九条街道翻建成水泥楼房，铺设水泥路面，随后又新建了东村街、后花街等一批新街道。侨办学校、教会学校又大量出现。奠定石狮侨乡繁荣的基础。
民国10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新青年》、《向导》等宣传马列主义刊物传入石狮。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努力传播马列主义。民国15年，一批共产党员随北伐军入泉州，在石狮传播马列主义，组织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解放协会，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其时减租减息斗争，如火如荼。民国16年，泉州“4·10”反革命事变后，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石狮革命斗争转入低潮。民国18年5月，中共泉州县委成立。在中共泉州县委领导下石狮人民开展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抗饷的斗争。民国22年春，石狮正式建立党的组织──中共石狮永宁区委，下设石狮、永宁、卢厝3个支部。民国23年4月，石狮地下党员参加地下武装队伍；民国24年4月，扩编为晋南游击大队，开展游击战争，与国民党的反共剿共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狮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民国27年，石狮镇就有七支宣传抗日的文艺演出队伍。民国27年5月,成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群众武装队伍──晋南联乡抗日自卫队，人员2000余人。
抗日战争期间，石狮旅外华侨，在各侨居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组织各种抗日团体，捐募资金支援祖国抗日军民，有的华侨直接回国奔赴抗日战场，为国捐躯。
民国31年12月，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东南亚国家，交通中断、侨汇断绝，石狮侨乡陷入严重困境，侨眷侨属生活悲惨。侨眷属为生活所逼，上街摆设“故衣摊”，贱卖战前华侨亲人带回的衣服布匹。这成了石狮服装市场的起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石狮社会混乱，经济衰竭，通货膨胀，苛捐杂税、匪乱如毛，瘟疫流行，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石狮地方组织领导侨乡人民开展反征兵、征粮、征税、反“清乡”斗争。民国37年春，中共晋江县工委建立侨区区工委，石狮有岑兜银江支部，杆东平民支部、石狮支部。民国38年5月，中共闽粤赣边委晋江县工委设立中共石狮区工委、塔山区工委、下辖9个支部。同年5月，中共闽西南晋江县工委在石狮建立石狮、永宁、坑东３个支部，并成立党总支。这些地下党组织建立武工队，游击小分队，开展游击斗争。1949年9月2日，石狮全境解放。石狮街上商店员工，学校师生及居民群众在党组织领导下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迎接解放大军。石狮，从此获得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石狮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1949～1952年，石狮境内开展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运动，进行“三反”、“五反”斗争，建立、巩固人民政权，完成了经济恢复任务。195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61.64％。
交通运输、财政贸易、文教卫生均有较大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特别是人民政权的建立，广大工人、农民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
1953年以后，开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石狮农村，山雅村率先组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万名民工开展水利建设，先后建成小型水库11座，兴建金鸡南渠引水工程，石狮水田地区实现农业灌溉水利自流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1954年，石狮归侨、侨属筹资创办“华侨子弟初等中学文化补习学校(1957年改为华侨中学)。1953～1957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逐增7.73％。
1958～1962年，由于开展“大跃进”、“公社化”、“大炼钢铁”等运动，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浮夸风盛行一时，严重地挫伤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加上1959～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带来经济困难，石狮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下降8％。
1963～1965年，经过三年经济调整，工农业总产值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
1966～1976年，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石狮社会混乱，武斗严重，死于武斗者达30多人。工厂、商业、学校一度几乎关闭，侨汇、华侨存款也被冻结。侨汇收入大量下降。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物资缺乏，物价昂贵，社会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