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观淇（1886-1952），字庸伯（旧名冠球），广东番禺县南浦村（即今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南浦村）人。

伍观淇祖上是耕田人家。6岁入私塾读书。16岁考入两广高等学堂（最早叫广雅书院）。当时，能考入这个学堂的皆为两广才子。但伍因一次涉嫌反清的学潮，被校方除名，未能毕业于此学堂。

稍后，伍考入广州将弁学堂。该学堂是清廷为了在两广创办新式陆军而设立的军官学校，招收学生十分严格，选录文武兼备人材。伍在将弁学堂的各科成绩，常居同班学生之上。将弁学堂创始人周善培先生，1952年在北京曾对人言：伍观淇为第一好学生。

伍毕业于将弁学堂后，以优等生资格，被委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三年后，伍自感学问本事肤浅，适逢保定军官学校在各省遴选人材，遂于1909年秋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更名为陆军大学）。该校是清政府军谘府（总参谋部）主办的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高等学府。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时，广东尚在袁世凯爪牙龙济光控制之下；因此，他未回家乡，而接受了陆军大学的聘请，留校任教官，执教三载有余。

1916年秋，他断然辞去教官职务。原因有二：一是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一批有识之士洁身引退；二是作为军人，目睹旧的军阀被打倒了，新的军阀又兴起，老百姓无休止地陷于割据和战乱之中。他对年轻时信奉的“强兵救国”理论产生动摇，便决定用五年时间专心读书，解决自身思想上的迷惘。

辞官之初，他在北京租了住房，靠一点微薄积蓄和好友李济深、冯祝万等的接济度日。从1916年秋至1921年夏，长达5年间，他接触了佛学、道学、洋教、马列主义……等，最后，归落于儒学。儒学成为他终身学习、研究的学问，视之为立身之本。

1921年仲夏，伍观淇在北方逗留了十载后，挈眷回到了故乡广东。将弁学堂的同学、粤军长官叶举邀伍任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帮其整顿省城秩序。伍当时接受了。但由于他看到陈炯明一步步背叛孙中山先生，在省城停留未久，便辞职回到家乡南浦村。

伍回到禺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地方平息械斗和肃清盗匪。首先在高塘办起一间民团养成所，培养一支乡民的武装力量，去对付有枪的盗匪。民团养成所由伍亲自主持教务事宜。各乡挑选品行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入所受训。第二件事是兴办教育，在南浦村办起第一间小学——慎修学校。伍将仅有的一点积蓄投入学校作经费。

1926年，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留守广东的总参谋长李济深亲临南浦村，邀伍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少将总参议。翌年，李济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荐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国府令，任命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并兼任全省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

1929年，广东省政府改组，伍观淇退出政坛。1936年，他的陆军大学同学黄慕松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亲下南浦村，邀伍出来相助。伍再度返回省城，任新成立的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抗战爆发。

1938年，广州沦陷前，广东各县都已组织起民众抗日自卫团，伍又受命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率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三水等地区的民众武装。广州失陷后，这支民众武装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二游击纵队，伍任纵队司令。伍观淇临危受命时年已五十有二。广州失陷当日，他立即从广州奔回禺北，召集平日种田、做工的子弟们，扛起枪杆，与侵略者展开了为期七年的艰苦游击战。

1938年10月23日，即广州沦陷第三天，气焰嚣张的日军，占领了广州城外的石井墟，企图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日军未料到，就在流溪河畔，遭到了伍观淇游击队的顽强抵抗，战斗持续了11天。此为广东抗战史上光荣的一页——江高阻击战。

江高之战，伍一直身临江村炮楼和高塘十八社前线指挥。当江村、高塘有不少房屋中弹着火时，他仍在前沿指挥若定，一面令队员继续阻击河面，一面部署后撤，直到日军强渡得逞冲入村中入火烧屋时，他才撤离。江高之战，击沉日军橡皮艇30多艘，击伤飞机1架，消灭日军200余人。游击队有61名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

此战，使国民党在韶关的军政首脑大为震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责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总参谋长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十多日，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继江高之战后，伍观淇指挥他的部队还打了如下一些较大的战斗：

赤、白泥之战——在花县赤泥抗击日军104师1个旅团的进犯，歼敌60余人。

良田之战——在竹料良田村消灭伪军1个大队，生擒敌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击毙深丁妻子及另一名日军顾问，缴获一批战利品。

鱼窝头之战——配合番禺县武装大队，保卫灵山鱼窝头，敌方出动海、陆、空军，双方激战七昼夜，击毙伪军队长梁财仔和敌伪官兵数十人，焚毁敌人营房、厂棚十多座。

清远之战——配合暂八师张君嵩部收复清远县城。四挺部队首先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两日之后，敌军撤走。

在这七年间，伍观淇率他的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开展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除歼敌外，还缴获大批枪械、弹药及军马，生俘敌官兵30余人。

当年，有位大公报记者曾这样描写伍观淇：游击老将伍观淇，于兹国步维艰、民族劫运之际，捍国卫乡，责无旁贷，毅然振臂一呼，乡人闻风而起，热烈拥戴，今年虽耄耄，然精神矍铄，优若壮年，记者获瞻丰采，畅聆伟论，油然而生敬佩之心……

抗战结束，伍的游击队奉令遣散，大部分队员仍回到家园从事农业劳动，另有一部分编入地方治安团队。伍观淇本人，对当局委派的要职坚辞不受，然热心乡梓初衷不改，仅接受番禺县临时会参议长及番禺县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

1948年，伍观淇收到番禺县长黄兰友一封信，劝说伍出走台湾。但伍执意不走，仍留住广州番禺学宫。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北京。年末，伍由广州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陪同到达北京。伍到北京后，因工作一时未安排妥善，暂寓李济深家中。闲居中，伍应梁漱溟、黄良庸诸友请求，讲解《大学》、《论语》、《孟子》各书。后梁漱溟编纂出版的《大学礼记篇·伍严两家学说》中关于伍氏的部分，均是由这时候几位友人的笔录整理而成。被当今国内外尊为儒学权威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儒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者。

1952年冬，伍观淇因胃病恶化，引起全身功能衰竭谢世。终年67岁。葬于北京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