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时空，回眸津沽宝坻，我们不禁感到，宝坻以其沧桑嬗变，演绎了从古至今的带有一定传奇色彩的发展历程，其中确实有许多东西值得追踪与回味，而“宝坻古建筑”因其在历史上留下不少可圈可点的人文符号，在前辈所归纳的宝坻“古八景”中，东寺晓钟、西寺透碑、、石幢金顶、文阁瞻云等“四景”均是宝坻古城相关建筑的真实而鲜活的写照，它们占据了“古八景”的一半，更可见宝坻古建筑的不俗表现以及曾经给人们留下美好的印象。因此，不能不引发今天的人们对宝坻古建筑溯源寻踪的兴趣，当然也能够从这种溯源寻踪中得到历史的启迪。这对于挖掘宝坻古代建筑文化，研究宝坻古城及其外围建筑的变迁和宝坻的历史沿革与变化，展示宝坻古建的艺术魅力，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因“水”而兴：宝坻古城留给人们不尽的想象空间
据考古表明，宝坻区域实为退海之地，从海域变平原，说其“沧海桑田”，的确名副其实。大约六、七千年前，宝坻一带退海成陆，早在新石器时代，这方土地已被先人开发、利用。此地北依燕山、东临渤海，勤劳、朴实的历代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然而，追根溯源，古代宝坻城的兴起，仍然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辽代这里设置新仓镇（宝坻县前身），成为远近闻名、繁华热闹的储盐重镇，而新仓镇之所以成为“大盐仓”，是与它的得天独厚的水系交通条件有着直接关系的。那时，成批的盐，从渤海之滨运到这里，在此储存，又根据各地实际需要，经水路将盐分运到四面八方。可以想象，当时盐业之兴，实际上也是水运之盛。
辽代的宝坻城，应该说水源丰足、水路四通八达，属于滨海亲水多水之城。到金大定十二年（1172）撤镇设县时，宝坻“大盐仓”的地位不但没有削弱，而且得到加强。然而，金代的宝坻县城，与盐结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里地势高阜，金世宗相中这块“高地”，在此设置县城。当时，便借《诗经·小雅·甫田》所载“如坻如京”之诗句，取其中“坻”（读chi）字（即“水中高地”之意），加上被视作国之财富的盐这种“宝”，合成“宝坻”之县名。之所以在此解释“宝坻”一名的由来，就是试图引发人们想象800多年前的金朝时代，宝坻古城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这对于我们考究宝坻古城之建筑，还是具有较高的参照价值的。
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载中，关于宝坻老城古建筑的文字资料并不多见，也不系统，大概是由于我们的先人对于建筑之类的东西习以为常，便不愿多费笔墨，所以让我们详细和较为完整地描绘宝坻古城之建筑，当然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不过，经过分析古代特别是辽金时代宝坻县城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它的历史人文特征，我们便可以推测，宝坻城是兴建于“水中高地”上的一座城，相对海平面而言，这座城地势高，又临水亲水，不仅四面环水，多条外围河道与宝坻城中水系联通，而且这里一度水运发达，舟楫汇集，不失为一座商贸繁华的“水城”。
宝坻“水城”建筑的布局和样式怎样，曾经到过江浙一带水乡之城参观考察的宝坻人如果做一番联想，则不难做出一些判断。尽管南、北方建筑布局和样式有些差别，但江浙一带“水城”的情景，不难让我们想象800多年前“水中高地之城”——宝坻老城的建筑景致。所以，旧时宝坻人回忆宝坻老城的境况时，常常以宝坻城有所谓的“九桥”而引以为自豪。这“九桥”中的“九”，其实并非是一个确切数字，而是一个“概数”，按古代汉语习惯，“九”为极数、大数，言外之意，古城宝坻的大、小桥梁绝不止九座。根据水城宝坻的布局结构，特别是城内城外水系贯通，其桥梁显然是不会少的。而名字传到今天的宝坻老城中的桥梁，据说就有十一座桥之多：武曲桥、漱润桥、阶升桥、云津桥、通津桥、升迁桥、文明桥、迎魂桥、断魂桥、拱都双桥。这些桥梁建造年代不一，大多为木质结构，桥的名字有创意，叫（听）起来很美，也都有来历出处，如文明桥、升迁桥建在文昌阁旁边；武曲桥建在真武庙脚下；漱润桥和阶升桥横跨泮池；云津桥、通津桥均建在百里河上；迎魂桥、断魂桥建在城隍庙旁边，是阴阳两界的“交通要道”；拱都双桥则为两座桥，均建在拱都莲池之上。十一座桥中，最美观的桥梁，据说是云津桥，该桥双拱、汉白玉栏杆、两边桥头各有一对雕塑精细的石狮，看上去造型精巧，合乎桥梁建筑的美学原理。
其实，桥梁是古代建筑的重要一项，宝坻古城桥梁之多，不仅印证了这里河渠、池塘汇集，水源丰富，而且让我们感到宝坻注重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而且桥梁风格别致，多有异趣，因此也印证了宝坻古代造桥艺术的精湛与高超，这是与古代宝坻这座“富水之城”的特点相契合的。

二、宗教繁盛：宝坻古城书写庙宇建筑传奇
旧时宝坻县城，不仅有“九桥”之说，还有“十八庙”之称，而且被人们合称为“九桥十八庙”。所谓“十八庙”，虽然没有确切记载，但是凭借相关口传以及一些零散的文献资料，却让我们感受到这些庙宇建筑的梗概，“十八庙”之说，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足以佐证古城宝坻曾经是庙宇繁多的宗教建筑繁盛之城。一座小城，居然拥有如此数量之多的各类庙宇，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历史悠久的宝坻，人文底蕴深厚，特别是辽金以来，随着经济的日渐繁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趋丰富起来，其中宗教在古代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古代建筑中，宗教庙宇是传统文化与艺术相互结合的重要象征，它集纳和表现了多种人文因素，而古建研究专家也常常以留存下来的庙宇为依据，考察和分析当时的建筑状况，如房屋布局、构造、设计、用材、施工、实用功能、艺术价值等等，会从中得到相关时代和地域关于建筑方面的一手资料。假如宝坻城内“十八庙”尚存，那简直是古建保存的“奇迹”，但这毕竟是“假设”。不过，从口传和相关文献记载中，宝坻古城的庙宇确实多，不仅数量多，而且由于分属于不同宗教及其派别，建筑风格也各异，包括寺、庙、庵、观、祠、堂、阁、楼等多种样式，其中属于儒教的场所有六处，分别是文庙、魁星楼、崇圣祠、烈女祠、忠义祠和节孝祠；属于佛教的场所有四处，包括广济寺、大觉寺、兴国寺和白衣庵；属于道教的活动场所有五处，即三清观、玉皇阁、三官庙、真武庙和三教堂；属于民俗信仰的场所达十处之多，包括城隍庙、关帝庙、文昌阁、天仙宫、马神庙、火神庙、灶君庙以及三处土地祠。如此说来，所谓“十八”，也像前面所说的“九”一样，属于概数，其实旧时宝坻的庙宇绝不止18座，至少在20座以上。
考察宝坻庙宇建筑史，仅仅局限于宝坻县城这一区域是不够的，其实在历史上，宝坻的大、小庙宇遍布城乡。如坐落于宝坻东南、距宝坻县30余华里处的龙虎庄村（今属宝坻区王卜庄镇），就曾经建有“德胜寺”，这是金宣宗贞祐年间兴建的一处庙宇恢宏的佛教寺院，当时有三大殿和若干附属设施，德胜寺虽已无存，但遗址尚在，残存的那株千年古柏，依然挺拔，让人们勾起对当年德胜寺这一古建盛况的想象。
然而，在宝坻古代宗教类建筑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位于宝坻老城西街的广济寺（俗称“西大寺”）和坐落于东街的大觉禅寺（俗称“东大寺”），这两座寺院堪称宝坻古代宗教建筑的“姊妹”和“双壁”。旧时，这两座寺院遥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宝坻老城的标志性建筑，也印证了宝坻历史文化底蕴的深厚。
广济寺和大觉禅寺，均始建于辽代，早在宝坻建县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存在。据文献记载，广济寺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三年（1005），是由高僧弘演法师发愿兴建。弘演法师圆寂后，道广、义弘两位法师承继祖业，经多方努力，终于在20年后全面建成了广济寺。广济寺占地面积约4000平方米，由天王门、三大士殿、钟楼、鼓楼、宝祥阁、配殿以及法堂、浴堂等附属设施组成，功能完备，规模宏大，成为当时一处远近闻名的重要佛事场所，香客甚多，香火很旺。寺院主殿中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等“三大士”塑像及侍立一旁的其他佛像，神态各异，精美绝伦，后世认为应出自元代我国著名雕塑家刘元（宝坻籍）之手。广济寺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1932年年6月11日，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清末“戊戌变法”发起人之一、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国学大师梁启超之子）带着中国“营造（建筑）学社”其他成员专程从北平（今北京）来到京东宝坻，此行目的就是考察广济寺。初见广济寺，梁思成确定它是辽代建筑的形制，但从外形看并没有看出有多么特别，甚至有些失望。而就在他几乎心灰意冷时，他在主殿内无意中抬头一看，发现殿的顶部没有任何遮挡，梁架以及内部结构骨干都一目了然：“这不正是宋代《营造法式》（古代著名建筑学专著）中所说的‘彻上露明造’吗？”再细看那梁枋结构，其精巧程度在他所见到的古代建筑中还从来没有过。梁思成马上意识到，这是他不久前发现蓟县独乐寺后，又在宝坻发现的一座堪称“辽建之楷模”的古建筑。于是，他深入调查和详细测绘广济寺的兴趣强烈起来。但是“三大士殿”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当时登高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测绘起来并非易事。梁思成还发现“三大士”殿的瓦饰尤其是“飞吻”和四角上走兽的造型更为奇特，但是大殿屋檐离地面就达6米之高，这么高的大殿，普通的梯子是到达不到顶部的。于是，他出重金，请人用搭架子的办法，临时搭了一个“高梯”，攀梯登上殿顶。经测绘，发现“飞吻”竟有两人多高。梁思成认为当时除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山门外，宝坻广济寺的“三大士殿”是中国古代砖木结构建筑中发现的“最高者”。这次在宝坻，梁思成一共考察6天，掌握了大量的有关广济寺和宝坻历史沿革的文物、文献和口传资料，还绘制了8幅广济寺的结构图，拍摄了13幅照片。回到北平后，梁思成根据这些资料，很快写成了一篇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士殿》，刊发在当年《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上，认为这次调查发现意义重大，称赞宝坻广济寺的三大士殿“内部梁枋，结构精巧，似繁实简，极用木之能事，为后世所罕见”。可见，宝坻广济寺的“三大士”殿是巧夺天工的匠心之作。后来，梁思成在他所写的《中国建筑史》一书（1945年出版）中对宝坻广济寺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对“三大士”殿的建筑工艺和文物考古价值给予很高评价。只可惜，这座“千年古刹”在1947年秋天被拆毁，木料用于修建蓟运河白龙港大桥了，成为中国建筑史上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