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觉禅寺，其名气和建筑艺术虽稍逊于广济寺，但却留下了一座“罗汉堂”，至今原貌保持，屹立在宝坻进修学校院内，成为研究辽金时代古建筑特别是佛教庙宇建筑艺术的一个重要实证。公元11世纪初，广济寺（当时又称“上管院”）建成后，因香客甚多，不好接纳，便在广济寺东约3华里处建分寺，蕲春称之为“下管院”，后来改称“大觉禅寺”。大觉禅寺从初建到建成，跨越辽、金，历经120多年，先后有五代住持主持建设，由于建设时间长，故在建筑布局上未能遵循一般寺院“主殿在后，附殿在前”的规格，而是主殿在前，附殿在后，显得有些“异类”，其附殿就是存留至今的“罗汉堂。 据宝坻文献记载，大觉禅寺始建于辽兴宗重熙二年（公元1032年），最初只有供游僧朝拜的弥勒佛堂以及歇脚凉亭、水井，规模较小，而且附属于广济寺，一切事宜均由“上管院”主持。后来，河南颍州有一位老僧，法号弘源，来新仓镇定居，身边有两个徒弟，师徒三人共管“下管院”。由于当时储盐商贸重镇——新仓镇市井繁荣，往来僧侣、客商频繁，“下管院”的设施已不能满足四方游僧来往频繁接待所需，弘源师徒三人便通过募化，还求得主寺“上管院”施援，扩建了僧舍佛堂，并于辽道宗清宁十年（1065）改称为“弥陀庵”，但仍称“下管院”，归主寺管辖。弘源法师去世后，其徒二人又收五徒，此时到弥陀庵烧香拜佛之人更多，往来僧俗更广。几位住持决定扩建弥陀庵，但这次主寺不予支持，他们便多方化缘，经过五十多个寒暑，薄衣淡食，集寡成众，于辽天祚帝天庆六年（公元1120年）建起了供奉毗卢佛的大殿，而毗卢佛只不过是一位护卫神，也就是所谓的“托塔天王”，从其品级身份来看，与如来、观音相比还差得很远，所以不能成为一寺之主佛。在毗卢佛大殿建成后，它与主寺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慈善单位，并改称为“十方院”，意在接待十方之客，施舍十方之人，普度十方之心。此后又经过三十多年，至金朝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十方院住持行超长老扩建殿堂，将毗卢殿改扩建为“罗汉堂”，并于罗汉堂前增建了弥勒大殿一座，加盖东西两廡及藏经堂，后又建成钟、鼓二楼，还 增建了一座内经殿，作为弟子及行僧讲道诵经之所。至此，全寺院建设完成，到金朝正隆五年(1160年)正式定名为“大觉禅寺”。可见一座完整寺院的建成，并不是一气呵成的，它的建造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当然，与被梁思成誉为“辽建之楷模”的广济寺相比，大觉禅寺在建筑规模和工艺上还显不足，但比完全被拆毁的广济寺幸运的是，它的附殿罗汉堂保存了下来，成为存世至今不可多得的辽金时代的佛教建筑之一。从罗汉堂的建筑结构和风格看，这座古建筑属砖木结构，为“一脊四坡”风格（古称四阿顶），面阔13.6米，进深8.78米，檐柱高3.9米。罗汉堂虽经历代地震和风雨，仍原貌依旧，只是殿堂内的罗汉塑像不复存在。1986年，天津市文化局拨专款对罗汉堂进行修缮，注重修旧如旧。罗汉堂东侧尚遗金大定二年（1162）石碑一块，字迹大多无法辨认。罗汉堂与石碑均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可与广济寺和大觉禅寺相提并论的宝坻古建筑，则是辽代建于新仓镇中心地带，并与“两大寺庙”遥相呼应的“石经幢”。这座石制的经幢，是佛家弘扬佛法的一种器物。据称，最初的经幢样式是在高杆之上挂上各色丝绦，丝绦上书写佛经，供佛家弟子念诵。因高杆顶端的伞盖类似于古代车上遮阳用的“幢”，故名经幢。以后，随着佛教的不断传播，经幢的样式也在不断变化，从丝质、木质逐渐向砖质、石质演变。在漫长的演变过程中，经幢的建造形状渐趋完美，作用也被逐渐放大，成为佛教建筑中一种具有“无边法力”的标志性建筑。
宝坻石经幢作为一座典型的石质经幢，始建于公元11世纪初辽开泰年间，距今已一千余年。它的建筑构造是，由基坛、须弥座、幢身、宝顶等四部分组成，总高度11.4米。整个建筑为八面体造型，结构简洁明快，比例匀称，挺拔高耸。经幢基坛上刻有“太子入学之处”、“太子东门见老之处”等24幅佛祖生平故事，技法娴熟，生动形象。幢身部分又分六层，分别刻有佛龛、佛像及佛经。宝顶部位安装着鎏金“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呈球形，阳光之下，金光闪烁，有“石幢金顶”美称，成为宝坻“古八景”之重要一景。
石经幢自建立以来，备受远近佛家弟子崇奉。但是，千年以来，石经幢也经历了众多的天灾人祸，几经损毁，又几经修复。据宝坻历史文献记载，仅明清时期，石经幢就至少遭受三次地震的毁损。每次震后，宝坻的善男信女都踊跃捐献钱物，重修经幢。公元1875年，还重刻清康熙二十一年(1862)《重修石幢记》，并在石经幢第四级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在第五、六级复雕佛像；宝盖四匝雕兽头和仿丝缕垂幔纹饰；最上一层雕瓦檐图案，再上是莲台，中立铸铁幡竿，顶置如意宝珠。还在第一、二级幢身周围增加八根石柱，其中第一级雕蟠龙，五条张嘴，三条合嘴，相传为宝坻民间工匠“张五”、“何三”雕制。这座造型精美，寓意深刻的经幢建筑，可惜在“文革”期间再次被毁。至1988年，宝坻县政府斥资搜集散落于民间的经幢原件，加装抗震设施，在原址按原貌恢复重建了石经幢。目前，石经幢是我区仅有的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三、“秦城”沧桑：古老的宝坻留下军用建筑的痕迹
如果说宝坻古城曾经是一座储盐之城、商贸之城、人文荟萃之城、宗教繁盛之城，那么具有一定的文献记载并传说甚盛而且遗址保存至今的“秦城”，则在宝坻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军用建筑的痕迹。
战国末期，群雄逐鹿，烽烟四起。那时，宝坻一带属于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的地域。燕国大将乐毅曾连下齐国七十二城，几乎灭了齐国。齐国复兴后自然与燕国为敌，屡屡进攻燕国。燕武成王发现齐国每次来犯都是沿滨海地带而来，于是下令在齐兵必经之地筑建了一座“戍城”，屯驻重兵，防范齐军。这座戍城在抵御齐国进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位置就是今天宝坻境内“秦城遗址”的位置。战国纷争，兵荒马乱，燕人对于这座“戍城”还没有来得及起一个正式的名字，就被迅疾杀将而来的秦国大军给占领了。燕灭亡了，秦一统中国，但政权不稳，危机四伏，被秦军占据的这座戍城，仍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据称，秦始皇为安抚四方，一生多次出巡，其中两次东巡均曾驻跸此城，便使这座戍城有了约定俗成的名称——秦城。而据传说，唐朝初年，秦王李世民（唐太祖李渊的次子）东征高丽时，曾在此驻骅，又给这座从战国时期留存下来的“戍城”添添了“秦”的色彩。
从现存的“秦城遗址”看，历史上的秦城，比宝坻县城诞生时间得要早得多。但随着时代变迁和岁月流逝，秦城渐渐湮灭，所存遗址位于宝坻老城区南部，现在已紧邻新城区。历经两千多年，秦城遗址上，那沧桑古老的土城墙的部分墙基和一些秦砖汉瓦残片依存。考古工作者依照这些蛛丝马迹，曾经对遗址进行详细考察，认为历史上的“秦城”曾经是一座蔚为壮观而又坚固的“戍城”，它按照军用军需而建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文物工作经过对秦城进行三次考察后，对古秦城的建筑布局得出这样的结论，其城墙为夯土筑成，城四面设门，门外有瓮城。考古工作者还在此发现了的大量的纹绳板瓦、瓦当、夹云母红陶釜、泥质灰陶瓮等相当于战国时期及其此后一些时代的文物，还发现了池沼层，推断古秦城在西汉早期曾一度被大水淹没过。
由于历史以来多种因素的影响，秦城的城墙遗址已呈不规则四边形，周长尚存2388米，遗址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考古工作者推测，秦城城墙高度3米至5米不等，厚度多在3米左右。秦城遗址是目前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遗址之一。1982年，秦城遗址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至于“秦城烟柳”的人文生态景观以及围绕秦城，宝坻民间所流传的“金瓜钥匙”、“金马驹”、“鸡鸣米”、“翡翠叶子”、“绊马索”、“照妖镜”、“巧擒头僧”等大量的扑朔迷离、优美迷人的传说、故事连同文人骚客触景生情所创作的有关“秦城烟柳”的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更给这座早已逝去的“戍城”增添了神秘、传奇和浪漫色彩。
总起来说，建筑文化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包罗甚广、博大精深，有人说“建筑”是一项凝固的艺术，但我认为“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是活性度很高、涉及面很广的人文因素。探究宝坻古建文化和古建艺术，确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由于笔者掌握资料有限，加上宝坻古代建筑留存下来的实物太少，所以只能择其要点加上一些联想和想象，在此略作记述，至于宝坻古（旧）城的官衙、民居、店铺、学塾、牌楼以及储盐繁盛时的榷盐院、盐仓等官用或民用建筑并未涉猎，还有待于探索。由于笔者阅历、视野和水平所限，本文肯定有许多不妥之处和某些臆断之嫌，所以诚恳希望有关专家予以批评和指正，同时也很想借此抛砖引玉，以引来人们对宝坻古代建筑文化和建筑艺术的关注以及更加深入、全面的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