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楼西街中段的西口往北，有一条长约半里，宽约六米的小街。明清两朝，东昌府知府衙门位于此街的北头路口以北，大门正冲这条街，那时称它为“府门前街”。街的中部有与十县胡同相交的丁字路口，路口稍南，原有一座古棚，故而南半条街又被称为“古棚街”。自民国初年，知府衙门改成东临道道尹公署，北半条街也就相应成为“道署前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整条街便统称为古棚街了。

这个古棚是一座古香古色的敞棚，始建年代难以考证，清末、民国时期，依然横跨街心，拆毁于1946年春季。其为全木结构，下有石块铺地。雕梁画栋，檐角上翘。仅东西两面有墙壁，间距七八米左右，南北约有三米宽，高约三米有余。东墙上半截壁洞中供奉关公。平日行人穿行其下，阴雨时则可驻足避雨。附近居民闲暇之时，围坐棚下，乘凉、聊天。元宵节时便充作灯棚，张灯结彩，辉煌耀目，使古朴的老街笼罩在热闹而祥和的气氛中。

古棚向南路东的第一家是清末民初名塾师孙达臣先生故宅。孙达臣字玉璋，是岁贡生，署莒州训导。早年在家设私塾，民国初期在东临道立模范小学任教员。著名学者、史学家傅斯年幼年时，初学于孙达臣先生的私塾，后又转学于文明街朱府。孙达臣对傅斯年循循善诱，从严要求，使他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

孙达臣喜撰对联，切时弊，发牢骚，措辞工整，出语诙谐，如：“剥尽百姓地皮亦难救当今穷种，献出一朝天子定能使皆是富人。”从中看出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上是开明、进步的。达臣先生的孙子孙天一，博览群书，才识过人，且会英、德多国语言，抗战前在国民党聊城县党部任职。日寇占领聊城期间，拒任日伪之职，自营毛笔维持生计。当年他也曾作过长联，表达出忧国爱国之心，人称“大有祖风”。联曰：“东北沦陷已二年，叹当道因循敷衍，畏难苟安，何日方能雪国耻？西南开衅届三月，恨军阀勇于内战、怯懦外侮，至今依然争地盘。”抗战胜利后，曾任聊城县参议员，他与陈兰村、刘玉合作为城内群众代表参与了1946年在聊城举行的“国共和谈”。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问题“戴帽”多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某中学欲聘其为外语教师，因年事已高未就。

孙孙达臣家对门的胡家，清朝时也是书香门第，据说出过秀才，并有多位在县衙就职者。而在地方上卓有声誉的胡煜堂则以中医外科见长。他生于道光八年（1828），自幼苦读诗书，更喜读医籍，通晓《外科精要》、《外科大成》、《外科正宗》、《医宗金鉴》等。擅治各类痈疽，有独特秘方熬制成的特效膏药。他给贫苦人家治病，向来分文不取。同治年间曾给山东巡抚丁宝祯医治毒疮，丁宝祯病愈后，亲笔写下“唯有仁心得仁术，不为良相作良医”的对联相赠。此联被其后人珍藏数十年，在“文革”初年，被作为“四旧”焚毁。其外科秘方于其孙辈失传。胡煜堂病逝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享年75岁。其曾孙胡国典，抗战前是聊城县第七小学教员，抗战后任聊城简易师范校长。曾任聊城县参议员、三民主义青年团聊城县分团二股（组织）股长。“文革”中遭诬陷入狱，平反后担任民革聊城县委第二支部主任委员，并被县政协聘为文史员，撰写多篇文稿，刊登于《聊城文史资料》等书刊中，其后代胡泰峰、胡泰岭等现大多做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