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年时间农村改革的主要内容，而它本身又经过了从包工、包产到组，到包产、包干到户的发展过程。“组”和“户”一字之差，所蕴含的意义却有天壤之别。这之中，宋平曾为触犯“公认”的原则、突破所谓“禁区”作了不懈的努力。尽管此间“险象环生”。甘肃旱情严重
1973年春，甘肃中部地区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旱情十分严重。刚刚到任不久的宋平，到中东部地区察看灾情，向甘肃省委汇报后，实施了紧急救灾措施，使灾区人民顺利度过了灾荒。但是，这只不过是解决了燃眉之急，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条件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善，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也就不会被充分调动起来。于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成了宋平难以安枕的头等大事。
宋平基层蹲点调查研究
担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后，宋平紧紧抓住农村问题不放，组织了大规模的农村调研，察看了大量的生产队，在农家院子里主持了许多座谈会，随后主持制定和发布了一些有利于农村经济恢复的决策性文件。但由于“左”的影响仍然严重，有些地方干部依然心有余悸，不敢抓落实。这种现象引起了宋平的高度重视。为此，宋平到农村基层蹲点，通过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深感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不容乐观。不久，甘肃省委结合农村实际，又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十个问题的试行规定》，绕开中央刚刚颁发的《关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决议》中提出的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提法，着重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指挥、经营管理权和产品分配权”。
1979年春节刚过，一个划分作业组、牲畜分户喂养的热潮迅速在全省展开。在一些十分贫困的边远山区，农民自主决策的包产到户也悄然出现。革命老区庆阳县推行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作业组，不少社员承包山地而大获丰收，由往年连肚子都吃不饱一下子变得吃穿有余。
反对声音
正当甘肃广大农村普遍推行作业组、建立责任制，轰轰烈烈开始春耕、春播之际，《人民日报》于1979年3月15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读者来信，并加编者按称：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其他一些中央媒体也紧跟着作出了反应。
甘肃干部群众反映强烈，有的批评写信人根本不了解农村实际，宋平在会议上强调，广大农村实行以作业组为主要形式的责任制，符合甘肃生产力发展水平，应坚持搞下去，不要听风就是雨；对前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分析解决，不能求全责备，更不要随便纠偏。“倒春寒”的阴影很快得以消除。
坚持《六条意见》
10月，宋平在甘肃地市州委书记会议上分析了甘肃农村改革的形势，会议讨论通过了宋平主持制定的《关于当前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六条意见》)，红头文件上明确提出：宋平
宋平
“某些农牧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的单庄独户，可以实行责任到人和包山户等形式。”于是，“责任到人”、“包山户”这些新名词新提法陆续出现在甘肃省委的正式文件上。
同月底，国务院一位分管农业的领导同志托人打电话转告宋平，要他纠正包产到户等不符合中央规定的做法，说：“哪有省委第一书记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搞包产到户的!”甘肃省也有一些干部对《六条意见》有看法，认为放得太开，忧心忡忡。
12月8日，甘肃省委召开地市州委书记座谈会，讨论《六条意见》下发后农村改革的形势。会上，书记们发言十分热烈，观点、态度也十分明确，一致认为《六条意见》不能再变。宋平在作总结发言时强调：“一切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发展生产力，不要怕冒尖，步子要快。观望一年，就耽搁一年庄稼。”
就这样，包产到户迅速在甘肃全省推开。
重视计划生育工作
宋平在国家计委和甘肃省工作时，十分关心重视计划生育工作，并参与了中央关于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的研究。
1991年他曾建议并由中央确定，每年人大会议期间趁各地党政领导在京，中央专门召开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请各省市两个一把手参加，听取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汇报，每次会议中央常委都做了重要指示，这对各级党政领导抓紧抓好这方面工作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他还提出计划生育协会要组织和动员群众实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协会组织建设要"活动经常、组织健全、搞好服务、形成风尚"，以及协会工作要发挥"带头、宣传、服务、监督、交流"作用等要求。他还提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去做计划生育工作，都要有计划生育协会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