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多早婚，男女尚未成年即由父母做主、凭媒妁之言进行婚配，媒人在两方之间往来说合，介绍对方家庭状况，如财产多少、门户高低、父母性情、青年人品等，如果有意，再请人看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属相是否犯忌，五行相生还是相克，如没什么问题，则可订婚。

订婚程序相当繁琐，首先是换贴，而后下聘礼，这些活动完成后才能择日迎娶。

迎娶仪式不论穷富，能讲的排场都要尽量讲究，一般要张灯结彩贴“喜”字，租赁花轿和请乐队。迎亲前一天，一切准备就绪。晚上，新郎的弟弟、侄辈要陪新郎在新郎家里过夜，称为暖房。迎亲要早起，起轿前，新郎在鼓乐中向长辈行礼，父母嘱托新郎之弟、侄人等擎好旗、引轿，乐队在前，大车随后，迎娶新娘。如新娘住地过远，可以“就亲”，即迎娶前一天把新娘安排在新郎同村亲戚家中。新娘上轿前，身上还要揣上“照妖镜”。

花轿出发后，新郎家中即准备好天地香案。新娘下轿前要用红毡(也有用草席代替的)铺地，在两名女眷引领下，抱着一个花瓶，踩着红毡前进，中途迈一马鞍，寓意日子平平安安。进院后举行“拜天地”仪式，尔后，新郎、新娘被“送入洞房”，至房门新郎先用弓箭向房内“射”三箭(有的弓箭只是象征性的，弓弦是一根红线，箭头须新郎抛出)。

晚上，亲友到新房中要新郎、新娘当众同咬糖块、水果，或脱掉新娘外衣等与新人嬉耍，叫“闹洞房”。闹洞房大辈小辈可以，叫做三天没大小。也有不文明者与新娘动手动脚，还有用辣椒面点燃熏呛新人者，致使二人彻夜咳嗽不止。

新房灯火彻夜不熄，第二天早晨，新婚夫妇首先上坟，祭拜先祖，而后，女家人接新郎、新娘回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和根据地对上述旧的习俗已有所改变，民主政府大力提倡婚姻自主和新事新办，尤其是大要彩礼遭到坚决反对，女方的陪嫁也相应有所减少。

新中国成立之初，《婚姻法》颁布之前，获鹿县大部分群众能较好地响应政府号召，包办婚姻、大要彩礼、大讲排场的习俗有所改变。《婚姻法》颁布后，婚姻大事有法可依，包办婚姻及结婚前的繁琐(如换贴)逐渐减少。50年代中，花轿和许多繁琐而无用且带迷信色彩的旧婚俗被淘汰，“拜天地”的仪式也不再是拜神，拜父母，而是上挂毛泽东主席画像，新郎、新娘向毛主席像行鞠躬礼。文明结婚蔚然成风。

80年代中期，婚事大操大办之风由小渐大，封建迷信有所抬头， “挑日期”、 “看属相”又悄然兴起，更为严重的是，互相攀比，车队迎亲，千方百计“托朋求友”找公家小汽车出动，对司机需另眼看待，另要最少给司机两条名牌烟，还有给高级糖和名酒，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这期间，彩礼和陪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对青年男女结合，双方家长均需支出上万元甚至更多。

旧时代，丧偶或离异(多为被男方抛弃)的妇女改嫁有许多不成文的清规戒律，首先是社会舆论，对寡妇(包括离异的)改嫁十分鄙视，认为是“不甘清苦”、 “不守妇道”，还有亲属干涉。在形式上也不能享受“初婚待遇”，改嫁坐蓝色轿车，还有不准坐轿，要下午抬入男方家等，给男女双方精神上都造成压力。

《婚姻法》颁布后，寡妇改嫁有了自由，但旧的习俗仍对其再婚有严重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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