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晋商是当时国内财力雄厚的商帮之一，也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一大集团。从明初到清末，他们在商界活跃了近五百年之久。他们万里行贾，勤俭行商，远离故土，跋涉商途，足迹遍布海内外，将整个中国版图和海外广大地域都收拢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尤其票号创立之后，他们把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一度执全国金融之牛耳。他们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范围之广，活动时间之长，在世界商业史上是罕见的。他们可以与世界商业史上的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相媲美。

  为什么在祁县这一代、特别是晋中一带，商业可以发展起来，形成晋商的重要的一支力量呢？是跟地理位置分不开的。从四川来，从陕西来，从晋南来都得来过祁县，而晋东南，在祁县东观镇是一个粮食集散地。于是祁县人在粮食方面做了一些文章。

  随着晋商的兴起，祁县人也把致富的目光投向了三晋大地以外的广阔天地。他们逐渐由分散的小商小贩形成商人集团，结成财力雄厚人数众多的实力很强的祁县商帮，在与徽商等外省商帮以及晋商中的县外商帮的激烈竞争中，无论在经营理念和经营策略上，还是在道德风尚方面，祁商都表现出颇具竞争力的独特风格，逐渐成为晋商中的一支劲旅。

  清代中后期，祁县商业进入了繁荣时期，从东北的哈尔滨，西北的伊犁，到东南沿海的苏杭，以及西南的成都、昆明，到处都有祁县商人建立的店铺货栈，合盛元、大德通的票号汇通全国；大盛魁的粮店垄断京津；长裕川则把江南的众多产茶区与漠北的蒙古大草原以及中亚、俄罗斯联系起来，开辟了一条通往国际贸易的茶叶之路。随之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财富涌进祁县城。一时间，祁县人各家各户的日子都过得殷实起来。

  曾几何时，祁县城内，百万银两之家以数十计。一条古街上茶庄、票号、钱庄、斗行、酒楼、当铺二百多家店铺门面，生意红红火火。一座又一座三进院、五进院的豪宅大院飞檐斗角，雕梁画栋。白日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夜色中，店铺内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祁县城与它邻近的太谷城一起进入了被人们赞誉为“金太谷银祁县”的黄金时期。

  聚敛起万贯资产的祁县巨商大贾，在家乡大兴土木之风。于是，三晋大地上陡然出现几多的豪宅大院，这多少有些光耀门庭的意味在里面。即使在今天，当我们徜徉在这些森然宽绰的深宅高墙中，领略老宅昔日风采时，仍不得不为当年这些大院的主人们的浮华和奢侈惊叹。

  高墙深院，巍峨凝重，一道道狭长的门庭过道，一重重森严的厅堂院落，构成了一个城堡式的建筑群落。远远望去高耸威严，错落有致；近看则富丽堂皇，井然有序。这里就是有名的乔家大院。一部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让这座乡间古宅名声远播。

  乔家大院，当地人称为“乔在中堂”,始建于清乾隆年间，占地8700多平方米，共有六座大院，二十间小院组成。300多间房屋构成了大院呈“喜”字型的整体布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一句话道出了乔家的发迹史。从乔家的创始人乔贵发的“复盛公”商号起，乔氏家族的几代人把巨额的财富都堆积在了祁县城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兴土筑墙，穿堂盖屋。四合院、偏正院、过庭院巧妙结合；悬山顶、歇山顶、平房顶，形式各异，匠心独具；木雕、砖雕、石雕，玲珑精致，鬼斧神工；金石、书画、瓷器，件件堪为真品。如此大富之家，掩映在乡间极不引人注目的农舍背后，既不显眼造势，又能安享富贵，遥控天下商号。

  大院的建筑布局和艺术风格，充分展示了乔氏家族谨慎从事，大胆拓业，兴雨商界，风云天下的发展脉络。造型精美的花窗斗拱、阶石栏杆，尽管被岁月销蚀得已经斑驳，但仍然可以想见当年的流光溢彩。还有那上面一盏盏随处可见的大红灯笼，这一切都为这座森严凝重的古宅增添了一抹亮色，一丝灵性。等级分明，尊卑有序，封建正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在这处私家宅院的布局上体现出一种近于压抑的稳定。或许，只有这些花鸟鱼虫、飞禽走兽才能真正体现出老宅主人的一种生活真情趣，甚至可以让人想象得出主人欣赏他们时那中悠然自得的神情。

  历经近半个世纪，乔家的商业在乔贵发的包头创业中建立起来，而后又在乔全美主持下，日渐开始兴旺，并逐渐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大家族。于是，今天的人们仍能够在乔家大院的屋脊上看到这种砖雕的葡萄图案。葡萄百子，一本万利，当年院落的主人借用这种图案来象征家族的兴盛，并期待着后人对此的延续和发扬。

  如果说乔贵发开创了乔家商业的先河，那么乔全美也只是给乔家的百年事业铺就了一个不错的基石，成就了乔家的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而真正将乔家事业推向全胜的人物则是乔全美的次子乔致庸。在乔致庸的手中，因父兄双亡而日益衰落濒临倒闭的家族生意起死回生，复字号生意兴隆，产业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体现在开设商号的数量上，而且经营门类也突破了粮油、日杂，延伸到典当、皮货、马匹、钱号等方面，并以联号的方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乔家的故事已在传说中真假难辨，但他们的商业成就，因为融入了更大的历史，又随着乔家多种账簿、章程的新发现留下了可靠地记录。

  兴盛的复字号在包头工商界赢得了领导地位，商人自行组织的自治机构——商会的领导人，长期由复字号的掌柜轮流把持。既要解决大小商业纠纷，又能处理街市治安之类事宜，起着操纵整个包头市面的作用。

  十九世纪上半叶，茶叶是俄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必需品，饮茶之风日盛，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因而需求茶叶的数量大增。这时在包头已为商业龙头的复字号，凭着其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开始涉足茶路。身为复字号掌门人的乔致庸在贩茶的经营中，抓住了新的商机。

  清末重臣刘坤一说，中国红茶、砖茶、帽盒茶均为俄人所需，运销甚巨。山西商人因此湖广买茶，主要去湖北、湖南的交界地带贩茶。乔家开设的大德兴、大德诚茶庄在湖北蒲忻县的羊楼洞、羊楼司等产茶区建立茶叶生产加工基地，大量收购茶叶，就地加工，然后长途运销。茶路的疏通给复字号带来了可观的商业利润，在复字号商业产业日益扩大的同时，乔致庸也完成了家族产业由商业向金融业的过渡。

  光绪十年，大德兴改名大德通，兼营汇兑，茶庄改为票号，但仍然经营茶货，茶票兼理。大德通之外，乔家又设有大德恒票号，票号大德通、大德恒的分号遍布全国各通衢大邑，成为山西省内屈指可数的大票号。票号的壮大，让乔家走出了包头，走出了山西。而乔致庸也成了开创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者之一。

  自古经商成功的要素不外天时、地利、人和，在乔家所谓人和要素之一就是优良的经营传统和有效地经营手段，尤其重要的是人的管理在制度中的体现。曾任大德恒票号经理的祁县人颉尊三，在《山西票号之构造》中对票号创立的经过有这样的交代：山西票号成立之初，当财东起意经营，聘请经理由介绍人说项或自己注意察访，确定认定此人有犹有为、能攻能守，足以担任票号经理之职责，则以礼招聘，委以全权，专采用人莫疑，疑人莫用之旨。也许就是这样的机制，导致了山西票号界经理人才辈出，乔家尤为典型。乔家日后之所以在山西众多票号中成为最后的坚守者，除了因长达近两百年的生意繁荣，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任经理的卓越表现。

  1900年八国联局攻陷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路经山西时，由于缺少盘缠，不得已向晋商告贷。众多山西商人都婉言推脱，乔家大德通的太原分号经理贾继英却不经请示就慨然应允，无偿向朝廷捐输三十万两白银。别人都以为乔家肯定是做了一个天大的赔本买卖，但乔致庸听说后，不但没有重罚经理的违规，反而越级提拔了他。乔致庸的这一举动无疑使承担着巨大的商业风险，但是风险的代价是让乔家获得了空前的金融回报。

  那个钱还回来了，而且对大德通奖励有加。因为大德通在北京也设有分号，所以凡是皇室的，就是国家的金钱的存放——存到一个信托单位，都在大德通。有人评价贾继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出不来一个贾继英。人才难得。人才运用上成功使乔家获得了金融业上的成功，获利丰厚，家产成倍增长，在中堂也从此跻身于晋商豪门前列，鼎盛时家资白银上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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